夺情
    万历五年（1577），张居正一生中最为严峻的考验到来了，因为一件看似毫不相干的事。
    就在这一年，张居正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——他爹死了。
    张文明一辈子没啥出息，却有了这么个有出息的孩子，虽说他没给儿子帮啥忙，反倒添了很多乱（此人在地方飞扬跋扈，名声很差），但无论如何，生子如此，他也可以含笑九泉了。
    但他死也想不到，自己的死，将会让儿子张居正生不如死。
    张居正的爹死了！消息传来，满城轰动，因为表现忠心的机会到了。无数官员纷纷上门，哭的哭，拜的拜，然后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摸出门，最后再说两句“节哀顺变”，完事，收工。
    这并不奇怪，自古以来，当官的如果死了爹妈，自然是万人空巷，宾客盈门，上门的比自己全家死绝还难受。但你要相信，如果你自己挂了，是没有几个人会上门的。
    对此，张居正也十分清楚，虽说父亲死了他很难过，但此时此刻，他的脑海里思考的，却是另一个问题。
    这个问题的名字，叫做丁忧。
    在当时的中国，张居正已经是近似于无敌了，他不怕皇帝，不怕大臣，不怕读书人议论，彪悍无比。
    但他仍然只是近似于，因为他还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障碍——祖制。
    所谓祖制，就是祖宗的制度、规矩。虽然你很牛，比皇帝还牛，但总牛不过死皇帝吧，上百年前定下的规则，你再牛也没辙。
    丁忧就是祖制，具体说来，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死去，无论此人任何官何职，从得知丧事的那一天起，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，这叫丁忧。到期之后可以回朝为官，这叫起复。
    这个制度看上去有点儿不近人情，官做得好好的，一下子就给扒得干干净净，负责的那摊事情也没人管，不但误事，还误人心情。
    但这个制度一直以来却都是雷打不动，无论有多麻烦，历任皇帝都对其推崇备至，极其支持。如果你认为这是他们的脑子一根筋，食古不化，那就错了。人家的算盘，那是精到了极点。
    因为根据社会学常识，只有出孝子的地方，才会出忠臣。你想想，如果一个人连他爹都不忠，怎么能指望他忠于老板（皇帝）呢？
    但贪官们自然是不干的，死了爹，我本来就很悲痛了，正想化悲痛为贪欲，搞点儿钱来安慰我无助的心灵，你竟然还要罢我的官，剥夺我的经济利益，太不人道！
    于是很多人开始钻空子。你不是规定由得知死讯的那天开始计算吗，那我就隐瞒死讯，就当人还活着，一直混到差不多为止，就算最后被人揭穿，也是可以解释的嘛，人死了，我没有上报，那是因为老爹一直活在我的心中。
    当然，一次两次是可以理解的，时间长了，朝廷也不干了。自明英宗起，就开始正式立项，打击伪报瞒报的行为，规定但凡老爹死了不上报的，全部免官为民。
    如此一来，贪官们也没办法了，只好日夜祈祷，自己的老爹能多撑几年，至少等自己混到够本再含笑而逝，到时也能多搞点儿纸钱给您送去。
    但也有一个群体例外，那就是军队。领兵打仗，这就绝对没辙了，总不能上阵刚刚交锋，消息来了，您喊一声停：大家别打了，等我回去给我爹守二十七个月，咱们再来，还是老地方见，不打不散。
    张居正不是军人，自然无法享受这个优待，而他的改革刚刚才渐入佳境，要是自己走了，这一大摊子事情就没人管了，心血付之东流且不说，没准回来的时候就得给人打下手了。
    于是他只剩下了唯一的选择——夺情。
    所谓夺情，是指事情实在太急，绝对走不开的人，经由皇帝的指示，在万般悲痛中恢复职务，开展工作。由于考虑到在痛苦之中把人强行（一般不会反抗）拉回来，似乎很不人道，所以将其命名为“夺情”。
    然而，张居正并不愿意走这条路，当然，并不是因为它“很不人道”。
    其实在他之前，已有一些人有过类似的经验，比如著名的“三杨”中的杨荣，还有那位帮于谦报了仇的李贤，都曾经被这么“很不人道”过，除了个把人骂了两句外，倒也没啥问题。但到了嘉靖年间，夺情却真的成了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，不人道到想不人道都不行，如果有人提出夺情，就会被看做禽兽不如。
    之所以会有如此大地变化，都要拜一位孝子所赐，这人的名字叫做杨廷和。
    应该说，这位杨兄弟的能量实在是大，闹腾了三朝还不够，死了还要折腾别人。当初他在正德年间的时候，父亲死了，皇帝说杨先生你别走，留下来帮我办事，他说不行，我非常悲痛，一定要回去。
    结果几番来回，他还是回去了。从正德九年（1514）到正德十二年（1517），这位仁兄结结实实地旷了三年工，才回来上班。这要搁在现在，早就让他卷铺盖回家了。
    由于他名声太大，加上又是正面典型，从此以后，朝廷高级官员死了爹妈，打死也不敢说夺情。就这么一路下来，终于坑了张居正。
    张居正没有选择，只能夺情，因为冯保不想让他走，皇帝不想让他走，皇帝他妈也不想让他走，当然了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也不想走。
    辛辛苦苦奋斗三十多年，才混到这个份儿上，鬼才想走。
    虽说夺情比较麻烦，但只要略施小计，还是没问题的。
    老把戏很快上场了。万历五年（1577）十月，痛苦不堪的张居正要求回家守制，两天后皇帝回复——不行。
    一天后，张居正再次上书，表示一定要回去，而皇帝也再次回复——一定不行。
    与此同时，许多大臣们也纷纷上书，表示张居正绝不能走，言辞激烈，好像张居正一走，地球就要完蛋，可谓用心良苦。
    行了，把戏演到这里，也差不多该打住了，再搞下去就是浪费纸张。
    准备收场了，事情已经结束，一切风平浪静，擦干眼泪（如果有），再次出发！
    已经没有敌手了，我亲眼看着严嵩沦落、徐阶下台，我亲手解决了高拱、刘台、何心隐，天下已无人能动摇我的地位。
    对于这一点，他始终很自信。然而事实证明，他错了，错得相当厉害，真正的挑战将从这里开始。
    万历五年十月，翰林院编修吴中行、翰林院检讨赵用贤上书——弹劾张居正夺情。
    编修是正七品，检讨是从七品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两个基层干部，也就能干干抄写工作，平时连上朝的资格都没有。而张居正以前的敌人，不是朝廷高官，就是黑道老大、学界首领，并且还特别不经打，一碰就垮。这么两个小角色，按说张大人动根手指，就能把他们碾死。
    然而，就是这么两个小角色，差点儿把张大人给灭了。
    因为这二位仁兄虽然官小，却有个特殊的身份：他们都是张居正的门生。
    而且我查了一下，才惊奇地发现，原来吴兄弟和赵兄弟都是隆庆五年（1571）的进士，和之前开第一炮的刘台是同班同学。
    这就只能怪张大人自己了，左挑右挑，就挑了这么几个白眼狼，也算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。
    这下好了，当年只有一个二愣子（刘台），已经搞得狼狈不堪，这回竟然出了两个，那就收拾不了了。因为一个二愣子加另一个二愣子，并不等于二，而是二愣子的平方。
    可还没等张居正反应过来，又出事了。就在二愣子们出击的第二天，刑部员外郎艾穆、主事沈思孝也上书弹劾张居正，希望他早早滚蛋回家，去尽孝道。
    当张居正看到这两封充满杀气的奏疏时，才终于意识到，真正的危机正向自己步步逼近。
    经过长达三十余年的战斗，他用尽各种手段，除掉了几乎所有的敌人，坐上了最高的宝座，然而在此君临天下之时，他才发现一个新的、更为强大的敌人已经出现。
    那些原先乖乖听话的大臣似乎一夜间突然改变了立场，成为了他的对手，不是一个，是一群。而他们攻击的理由也多种多样，经济问题、作风问题、夺情问题；方式更是数不胜数，上书弹劾、私下议论，甚至还有人上街张贴反动标语，直接攻击张居正。
    对于眼前的这一切，张居正感到很吃惊，却并不意外，因为他很清楚，带来这些敌人的，正是他自己，具体说来，是他五年前的那封奏疏。
    五年前，张居正将写有考成法的奏疏送给皇帝，当他在交出自己改革理想的同时，还附带了一个阴谋。
    因为在那封奏疏中，有着这样几句话：
    “抚案官有延误者，该部举之；各部院有容隐者，科臣举之；六科有容隐欺蔽者，臣等举之。”
    这句话的意思是：地方官办事不利索的，中央各部来管；中央各部办事不利索的，由六科监察机关来管；六科监察机关不利索的，由我来管！
    事情坏就坏在这句话上。
    根据明代的体制，中央各部管理地方，正常；给事中以及御史监察各部，也正常；内阁大学士管理言官，这就不正常了。
    两百年前，朱元璋在创立国家机构的时候，考虑丞相权力太大，撤销了丞相，将权力交给六部。但这位仁兄连睡觉都要睁只眼，后来一琢磨，觉得六部权力也大，为怕人搞鬼，又在六部设立了六科，这就是后来的六科给事中。
    六科的领导，叫做都给事中，俗称科长，下属人员也不多，除了兵部给事中有十二个人之外，其余的五个部都在十人之内。而且这帮人品级也低，科长才七品，下面的人就不用说了。
    但他们的权力却大到让人匪夷所思的地步，比如说部长下令要干什么事，科长不同意，二
    话不说，把命令退回给部长，让他修改；如果改得不满意，就再退，直到满意为止。
    别说部长，连皇帝的某些旨意，给事中也是可以指手画脚一番的。所以虽然这帮人品级低，地位却不低，每次部长去见他们，还要给他们行个礼，吃饭的时候别人坐下座，他们可以跑去和部长平起平坐，且指名道姓，十分嚣张。
    给事中大抵如此，都察院的御史就更不得了。这伙人一天到晚找茬，从谋反叛乱到占道经营、随地大小便，只要是个事，就能管。
    六部级别高，权力小：言官级别小，权力大，谁也压不倒谁。在这种天才的创意下，大明王朝搞了二百多年，一向太平无事。而到了张居正，情况被改变了。
    在张居正看来，六部也好，给事中也好，御史也好，都该归我管，我说什么，你们就干什么，不要瞎吵。
    因为他很明白，互相限制、互相制约固然是一种民主的方式，但是民主是需要成本的。
    一件事情交代下去，你讲一句，他讲一句，争得天翻地覆，说得振振有词，其实一点儿业务都不懂，结果十天半个月，什么都没办。而对于这些人，张居正一贯是深恶痛绝。
    所以他认为其他人都应该靠边站，找一个最聪明的人（他自己）指挥，大家跟着办事就行，没有必要浪费口水。于是在他统治期间，连平时监督他人的六科和御史，都要考核工作成绩。
    然而遗憾的是，大臣们却不这么想。在他们看来，张居正是一个破坏规则的人，是一个前所未见的独裁者。自朱元璋和朱棣死后，他们已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民主生活，习惯了没事骂骂皇帝、喷喷口水。然而现在的这个人比以往的任何皇帝都更为可怕，如果长此以往，后果实在不堪设想。
    所以无论他要干什么、怎么干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，为了我们手中的权力，必须彻底解决他！
    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就此浮出水面。
    耐人寻味的是，在攻击张居正的四人中，竟有两人是他的学生；而更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这四个人竟没有一个是言官！
    该说话的言官都不说话，却冒出来几个翰林院的抄写员和六部的小官，原因很简单——躲避嫌疑。而且第一天学生开骂，第二天刑部的人就跟着来，说他们是心有灵犀，真是杀了我也不信。
    所以还是那句老话，夺情问题也好，作风问题也罢，那都是假的，只有权力问题，才是真的。
    张居正不能理解这些人的思维，无论如何，我不过是想做点儿事情而已，为什么就跟我过不去呢？
    但在短暂的郁闷之后，张居正恢复了平静。他意识到，一股庞大的反对势力正暗中涌动，如不及时镇压，多年的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。而要对付他们，摆事实、讲道理都是毫无用处的，因为这帮人本就不是什么实干家，他们的唯一专长就是摆出一副道貌岸然的面孔，满口仁义道德，唾沫横飞攻击别人，以达到自己的目的。
    对这帮既要当婊子，又要立牌坊的人，就一个字——打！
    听说此事后，皇帝随即下达命令，对敢于上书的四人执行廷杖，也就是打屁股。
    张大人的本意，大抵也就是教训一下这帮人，但后果却大大出乎他的意料。
    打屁股的命令下来后，原先不吭声的人也坐不住了，纷纷跳了出来，搞签名请愿、集体上书，反正法不责众，不骂白不骂，不请白不请。
    但在一群凑热闹的人中，倒也还有两个比较认真的人，这两个人分别叫做王锡爵和申时行。
    这二位仁兄就是后来的朝廷首辅，这里就不多说了，但在当时，王锡爵是翰林院掌院学士，申时行是人事部副部长，只能算是小字辈。
    辈分虽小，办事却是大手笔。人家都是签个名、骂两句完事，他们却激情澎湃，竟然亲自跑到了张居正的府上，要当面求情。
    张大人哪里是说见就见的，碰巧得了重病，两位大人等了很久也不见人，只能从哪里来回哪里去。
    申时行回去了，王锡爵却多了个心眼，趁人不备，竟然溜了进去，见到了张居正。
    眼看人都闯进来了，张居正无可奈何，只好带病工作。
    王锡爵不说废话，开门见山：希望张大人海涵，不要打那四个人。
    张居正唉声叹气：
    “那是皇上生气要打的，你求我也没用啊！”
    这话倒也不假，皇帝确实很生气，命令也确实是他下的。
    这种话骗骗两三岁的小孩，相信还管用，但王锡爵先生……已经四十四岁了。
    “皇上即使生气，那也是因为您！”这就是王锡爵地觉悟。
    话说到这个份儿上，张居正无话可说了，现场顿时陷入了沉寂。
    见此场景，王锡爵感到可能有戏，正想趁机再放一把火，然而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。
    沉默不语的张居正突然站了起来，抽出了旁边的一把刀。王锡爵顿时魂飞魄散，估计对方是恼羞成怒，准备拿自己开刀。正当他准备遗言之际，更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：
    高傲无比、比皇帝还牛的张大人“扑通”一声——给他跪下了。
    还没等王学士喘过气来，张学士就把刀架在了自己的脖子上，一边架一边喊：
    “皇帝要留我，你们要赶我走，到底想要我怎么样啊？”
    面对无数居心叵测的人，面对如此困难的局面，张居正一直在苦苦支撑着。他或许善于权谋，或许挖过坑、害过人，但在这个污浊的地方，要想生存下去，要想实现救国济民的梦想，这是唯一地选择。
    现在他的忍耐终于到达了顶点。
    张居正跪在王锡爵的面前，发出了声嘶力竭地呐喊：
    “你杀了我吧！你杀了我吧！”
    王锡爵蒙了，他没有想到，那个平日高不可攀的张大学士，竟然还有如此无奈的一面，情急之下手足无措，只好匆匆行了个礼，退了出去。
    张居正发泄了，王锡爵震惊了，但闹来闹去，大家好像把要被打屁股的那四位仁兄给忘了，于是该打的还得打，一个都不能少。
    万历五年十月二十三日，廷杖正式执行，吴中行、赵用贤廷杖六十，艾穆、沈思孝廷杖八十。这么看来，师生关系还是很重要的，要知道，到关键时刻能顶二十大板！
    事情前后经过大致如此，打屁股的过程似乎也无足轻重，但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地方——打屁股的结果。
    在这次廷杖中，张居正的两位学生在抗击打能力上，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特质。吴中行被打之后，差点儿当场气绝，经过奋力抢救，才得以生还，休养了大半年，还拄了一辈子拐杖。
    但赵用贤就不同了，据说他被打之后虽然伤痕遍布，元气大伤，却明显能扛得多，回家后躺了一个多月，就能起床跑步了。
    这是一个奇迹，同样被打的两个人，差别怎么会这么大呢？要说明这个问题，我们必须以科学的态度、严谨的精神，去详细分析一下这个明代特有的发明——打屁股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没有永远的朋友
    吴中行被打完之后，校尉用布把他拖出长安门，用门板抬起，责令其家属当天把他抬出京城。中书舍人秦柱带医生赶来，灌以汤药，吴中行才苏醒过来，然后抱病登车南下返乡，身上溃烂的皮肉掉了几十块。翰林院的许国为了表达钦佩之情，送给吴中行一只玉杯，杯上镌诗一首：“斑斑者何？卞生泪。英英者何？兰生气。追之琢之，永成器。”岂料张居正死后，吴中行和赵用贤重新为官，与许国成为政敌，许国讥讽他们“不过意气用事，偶然弄成了一两件事，现在尾巴就翘起来了”，两人气不过，不是皇帝拦着就辞职回家了。
    关于打屁股问题的技术分析报告
    廷杖，也就是打屁股，是明代的著名特产。大庭广众之下，扒光裤子，露出白花花的屁股，几棍下去，皮开肉绽，这就是许多人对打屁股的印象。
    然而，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，打屁股，并不如此简单，事实上，那是个技术工种。
    根据人体工程学原理，明代的廷杖是一种极为严酷的刑罚，因为那跟你在家挨打不一样。你爹打你，无非是用扫把、小棍子，惨无人道点的，最多也就是皮带。
    但廷杖就不同了，它虽然也用棍子，却是大棍子。想想碗口粗的大棍以每秒n米的加速度向你的屁股着陆，实在让人胆寒。所以连圣人也说过，遇到小棍子你就挨，遇到大棍子你就要跑（小杖则受，大杖则走）。
    而执行廷杖的人，基本上都是锦衣卫。这伙人平时经常锻炼身体，开展体育活动，随手一抡，不说开碑碎石，开个屁股还是不难的。
    所以经过综合分析，我们得出如下结论：如无意外，二十廷杖绝对足以将人打死。
    但一直以来，意外始终在发生着，一百杖打不死的有，一杖就完蛋的也不缺，说到底，还要归功于我国人民的伟大智慧。
    综观世界，单就智商而言，能和中国人比肩的群体，相信还没生出来。而我国高智商人群最为突出的表现，就在于从没路的地方走出路来。
    打不打屁股，那是上级的事，但怎么打，那就是我的事了。为了灵活掌握廷杖的精髓，确保一打就死，或者百打不死，锦衣卫们进行了艰苦的训练，具体方法如下：（有兴趣者，可学习一二，但由此带来之后果，本人概不负责。）
    找到一块砖头（种类不限），在上面垫一张宣纸（一点就破那种），用棍子猛击宣纸，如宣纸破裂，则重新开始。如此这般不断练习，以宣纸不破，而砖头尽碎为最高层次。
    如果能打到这个级别，基本就可以出师了。给你送
    过钱的，就打宣纸，打得皮开肉绽，实际上都是软组织损伤，回家涂了药，起来就能游泳。
    要是既无关照，又有私仇的，那就打砖头，一棍下去，表皮完整，内部大出血，就此丧了命那是绝不奇怪。
    顺便说一句，在当时，另一个技术工种也有类似的练习，那就是砍头的刽子手。这也是门绝活，操作方法与打屁股恰好相反。找一块平整的肉，然后在上面放上一张宣纸，用刀剁宣纸，把下面的肉剁碎，上面的宣纸不能破损，就算是炉火纯青了。
    练这一手，那也是深谋远虑：如果给钱的，一刀下去就结果，不会有痛苦；不给钱的，随手一刀，爱死不死，多久才死，反正是你的事。
    如果有给大钱的，那就有说头了，只要不是什么谋反大罪，不用验明首级，再买通验尸官，犯不着人头落地，就能玩花样了：顺手一刀砍在脖子上，看上去血肉模糊，其实大血管丝毫无损，抬回去治两天，除了可能留个歪脖子后遗症外，基本上没啥缺陷。
    这才是真正的技术含量，什么“庖丁解牛”，和砍头、打屁股比起来，实在是小儿科。拉到刑场上都杀不死，打得皮开肉绽都没事，这就是技术。
    技术决定效益，这是个真理。
    所以长久以来，打屁股的锦衣卫日夜操练技术，毕竟人家就靠这手本事混饭吃，不勤奋不行。但日久天长，朝廷也不是傻瓜，慢慢地看出了门道，为保证廷杖的质量，也研发了相应的潜规则口令，分别是：打、着实打、用心打。
    所谓打，就是意思意思，谁也别当真，糊弄两下就没事了。
    而着实打，就是真打了，该怎么来怎么来，能不能挺得住，那得看个人体质。
    最厉害的，是用心打。只要是这个口令，基本上都是往死里打，绝对不能手软。
    这三道口令原本是潜规则，后来打得多了，就成了公开命令，不但要写明，而且打之前由监刑官当众宣布，以增加被打者的心理压力。而赵用贤和吴中行的廷杖命令上，就明白地写着“着实打”。
    既然是着实打，那就没什么说的了。虽然有人给锦衣卫送了钱，也说了情，但毕竟命令很明确，如果过轻，没准儿下次被打的就是自己，和钱比起来，还是自己的屁股更重要。
    但问题依然没有解决，既然同样是着实打，同样是读书人，体质相同，为什么吴中行丢了半条命，赵用贤却如此从容？
    原因很简单，赵用贤是个胖子，而吴中行很瘦，用拳击术语讲，这二位不是一个公斤级的，抗击打能力不同。赵用贤有脂肪保护，内伤较小；而吴中行没有这个防护层，自然只能用骨头来扛。
    这一结果也生动地告诉了我们，虽说胖子在找老婆、体育活动方面不太好使，但某些时候，有一身好肥肉，还是派得上用场的。
    张居正夺情风波
    挨打之后还没完，吴中行和赵用贤因为官职已免，被人连夜用门板抬回老家（没资格坐轿子）。这场学生骂老师的闹剧就此画上句号。
    当然，不管他们出于何种动机，是否有人主使，但这两位仁兄由始至终没有说过一句软话，坚持到底。单凭这一点，就足以让人敬佩。
    但在整个事件中，最让人胆寒的，却不是张居正，也不是这两位硬汉，而是一个女人。
    在赵用贤与吴中行被打的时候，许多同情他们的官员在一旁议论纷纷，打完之后，王锡爵更是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，抱住吴中行痛哭不已。但没有几个人注意到，与他同时冲上去的，还有一个女人——赵用贤的老婆。
    但这位大嫂的举动却出人意料。她将自己的丈夫带回家治疗伤势后，便开始收集一样东西——赵用贤的肉。
    由于打得太狠，赵用贤虽然是个胖子，腿上也还是被打掉了不少肉。赵夫人在这些打掉的肉中，找到了最大的一块，用特制方法风干之后，做成腊肉，从此挂在了家里。
    这位悍妇之所以干出如此耸人听闻之举，是因为在她看来，被打是一件无比光荣的事情，她要留下纪念品，以表示对张居正的永不妥协，并利用这块特殊的肉，对后代子孙进行光荣传统教育——你爹虽然挨了打，但是打得光荣，打得伟大！
    打完了四个人的屁股，却打不完是非。此后攻击张居正的人有增无减，什么不回家奔丧就禽兽不如之类的话也说了出来。骂来骂去，终于把皇帝骂火了。
    虽然才十五岁，但皇帝大人已经是个明白人了。他看得很清楚，那些破口大骂的家伙除了拿大帽子压人外，什么也没干过，而一直勤勤恳恳干活的张居正，却被群起而攻之，天理何在？！
    敢跟我的张先生（皇帝的日常称呼）为难，废了你们！
    万历皇帝随即颁布了自他继位以来，最为严厉的一道命令：
    胆敢再攻击张居正夺情者，格杀勿论！
    事实证明，在一拥而上的那群人中，好汉是少数，孬种是大多数，本来骂人就是为了个人利益，既然再骂要赔本（杀头），那就消停了吧。
    张居正又一次获得了胜利，反对者纷纷偃旗息鼓，这个世界清静了。
    但他的心里很清楚，这不过是表象而已。为了改革，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国家，他做了很多事，得罪了很多人，一旦他略有不慎，就可能被人打倒在地，永不翻身，而那时他的下场将比之前所有的人更悲惨。
    徐阶厌倦了可以退休，高拱下台了可以回家，但他没有选择。如果他失败了，既不能退休，也不能回家，唯一的结局是身败名裂，甚至死无葬身之地。
    因为徐阶的敌人只是高拱，高拱的敌人只是他，而他的敌人，是所有的人，所有因改革而利益受损的人。
    是啊，张居正先生，你为什么要这么闹腾呢？你已经爬上了最高的宝座，你已经压倒了所有的人，你可以占据土地、集聚财富、培养党羽、扶植手下，只要你不找大家的麻烦，没有人会反抗你，也没有人能反抗你。
    但你偏偏要搞一条鞭法，我们不能再随意鱼肉百姓；你偏偏要丈量土地，我们不能随意逃避赋税；你偏偏要搞什么考成法，我们不能再随意偷懒。
    大家都是官员，都是既得利益者，百姓的死活与我们无关，你为什么要帮助他们、折腾我们呢？
    因为你们不明白，我和你们不同。
    我知道，贫苦的百姓也是人，也有父母妻儿，也想活下去。
    我知道，我有极为坚强的意志，我的斗志不会衰竭，我的心志不会动摇，即使与全天下人为敌，我也绝不妥协。
    我知道，在几十年之后，你们已经丢弃了当年的激情壮志。除了官位和名利，你们已别无所求，但我不同。
    因为在历经无数腥风血雨、宦海沉浮之后，我依然保存着我的理想。
    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还有公理和正义。
    我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所有的人，无论贵贱，都有生存的权利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备受荣宠
    张居正的父亲死后，他的母亲赵氏还健在，张居正把她接到北京养老。当时从他们江陵老家到北京，要过黄河，赵老太太没出过远门，有些惧怕，就对侍女说了一句：“什么时候过河呀？”等到了北京，老人家又问了一遍，人家告诉他，早就过啦。原来沿路官员以浮船为桥，上铺黄土，移栽柳树。张家的护送队伍从桥旁走过，老太太毫无知觉，还以为是在逛岸边，赏景色哩。到达北京后不久，她就被宣召进宫与两位皇太后相见，并加恩免行国礼而行家人之礼，还被赏赐了很多珍贵的礼物。
    这就是我的理想，几十年来，一天也不曾放弃。
    这就是张居正，一个真正的张居正。
    在对他的描述中，我毫不避讳那些看上去似乎不太光彩的记载：他善于权谋，他对待政敌冷酷无情，他有经济问题，有生活作风问题，这一切的一切，可能都是真的。
    而我之所以如实记述这一切，只是想告诉你一个简单而重要的事实：张居正，是一个人，一个真实的人。
    在这个世界上，最猛的人，应该是超人同志。据说他来自外星球，绕地球一圈只要几秒；捏石头就像玩泥巴，还会飞，出门从不打车，也不坐地铁，总在电话亭里换衣服，老穿同一件制服，还特别喜欢把内裤穿在外面；平时最大的业余爱好是拯救地球，每年至少都要救那么几次，地球人都知道。
    然而没有人认为他很伟大，因为他是超人。
    超人除了怕几块破石头外，没有任何弱点和缺点，是无所不能的，他压根儿就不是人。
    张居正不是超人，他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家庭，从小熟读四书五经，挑灯苦读，是为了混碗饭吃，进入官场；参与权力斗争，拉帮结伙，是为了保住官位；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俗人。
    然而，正是这个真实的人，这个俗人，在权势、地位、财富尽皆到手的情况下，却将枪口对准了他当年的同伴，对准了曾带给他巨大利益的阶层。他破坏了规则，损害了他们的利益，只是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概念——国家，以及那些和他毫不相干的平民百姓。
    所以我没有详写张居正一生中那些为人津津乐道的情节，比如整顿官场，比如惩办贪官，比如他每天都工作到很晚，再比如他也曾严词拒收过贿赂、制止过亲属的腐化行为，在我看来，这些情节并不重要。
    只有当你知道，他是一个正常人，有正常的欲望，有自己的小算盘，有过犹豫和挣扎，有过贪婪和污点，你才能明白，那个不顾一切、顶住压力坚持改革的张居正，到底有多么的伟大。
    所有的英雄，都是平凡的人。
    千回百转，千锤百炼，矢志不改，如此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