对申时行而言，江东之这一类人实在是小菜一碟。在朝廷里待了二十多年，徐阶、张居正这样的超级大腕他都应付过去了，混功已达出神入化的地步，万历五年（1577）出山的这帮小喽啰自然不在话下。
    混是一种生活技巧，除个别二杆子外，全世界人民基本都会混，因为混并不影响社会进步。人类发展，该混就混，该干就干，只混不干的，叫做混混儿。
    申时行不是混混儿，混只是他的手段，干才是他的目的。
    一般说来，新官上任，总要烧三把火，搞点政绩，大干特干。然而综观申时行当政以来的种种表现，就会惊奇地发现，他的大干，就是不干，他的作为，就是不作为。
    申时行干的第一件事情，是废除张居正的考成法。
    这是极为出人意料的一招，因为在很多人看来，申时行是张居正的嫡系，毫无理由反攻倒算。
    但申时行就这么干了，因为这样干，是正确的。
    考成法，是张居正改革的主要内容，即工作指标层层落实，完不成轻则罢官，重则坐牢，令各级官员闻风丧胆。
    新官上任三把火
    在很长时间里，这种明代的打考勤，发挥了极大效用，有效提高了官员的工作效率，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。
    但张先生并不知道，考成法有一个十分严重的缺陷。
    比如朝廷规定，户部今年要收一百万两税银，分配到浙江，是三十万，这事就会下派给户部浙江司郎中（正五品），由其监督执行。
    浙江司接到命令，就会督促浙江巡抚办理。巡抚大人就会去找浙江布政使，限期收齐。
    浙江布政使当然不会闲着，立马召集各级知府，限期收齐。知府大人回去之后召集各级知县，限期收齐。
    知县大人虽然官小，也不会自己动手，回衙门召集衙役，限期收齐。
    最后干活的，就是衙役，他们就没办法了，只能一家一家上门收税。
    明朝成立以来，大致都是这么个干法，就管理学而言，还算比较合理，搞了两百多年，也没出什么大问题。
    考成法一出来，事情就麻烦了。
    原先中央下达命令，地方执行，就算执行不了，也好商量。三年一考核，灾荒大，刁民多，今年收不齐，不要紧，政策灵活掌握，明年努力，接着好好干。
    考成法执行后，就不行了，给多少任务，你就得完成多少，缺斤少两自己补上，补不上就下课受罚。
    这下就要了命了，衙役收不齐，连累知县，知县收不齐，连累知府，知府又连累布政使，一层层追究责任。大家同坐一条船，出了事谁也跑不掉。
    与其自下而上垮台，不如自上而下压台。随着一声令下，各级官吏纷纷动员起来，不问理由，不问借口，必须完成任务。
    于是顺序又翻了过来，布政使压知府，知府压知县，知县压衙役，衙役……就只能压老百姓了。
    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，上级压下级，下级压百姓。一般年景，也还能对付过去，要遇上个灾荒，那就惨了，衙役还是照样上门，说家里遭灾，他点头，说家里死人，他还点头，点完头该交还得交。揭不开锅也好，全家死绝也罢，收不上来官就没了，你说我收不收？
    以上还算例行公事，到后来，事情越发恶劣。
    由于考成法业绩和官位挂钩，工作完成越多、越快，评定就越好，升官就越快，所以许多地方官员开始报虚数，狗不拉屎的穷乡僻壤，也敢往大了报，反正自己也不吃亏。
    可是朝廷不管那些，报了就得拿钱，于是挨家挨户地收，收不上来就逼，逼不出来就打，打急了就跑。而跑掉的这些人，就叫流民。
    流民，是明代中后期的一个严重问题，用今天的话说，就是社会不安定因素。这些人离开家乡，四处游荡，没有户籍，没有住所，也不办暂住证，经常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。
    到万历中期，流民数量已经十分惊人，连当时的北京市郊，都盘踞着大量流民，而且这帮人一般都不是什么老实巴交的农民，偷个盗、抢个劫之类的，都是家常便饭，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来扫一次，十分难办。
    而这些情况，是张居正始料未及的。
    于是申时行毅然废除了考成法，并开辟了大量田地，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种，社会矛盾得以大大缓解。
    废除考成法，是申时行执政的一次重要抉择，虽然是改革，却不用怎么费力，毕竟张居正是死人兼废人，没人帮他出头，他的条令不废白不废。
    但下一次，就没这么便宜的事了。
    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，副总兵李联芳带兵在边界巡视的时候，遭遇埋伏，全军覆灭。下黑手的，是蒙古鞑靼部落的扯立克。
    事情闹大了，因为李联芳是明军高级将领，鞑靼部落把他干掉了，是对明朝政府的严重挑衅。所以消息传来，大臣们个个摩拳擦掌，打算派兵去收拾这帮无事生非的家伙。
   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都是非打不可了，堂堂大明朝，被人打了不还手，当缩头乌龟，怎么也说不过去。而且这事闹得皇帝都知道了，连他都觉得没面子，力主出兵。
    老板发话，群众支持，战争已是势在必行，然而此时，申时行站了出来，对皇帝说：
    “不能打。”
    在中国历史上，但凡国家有事，地方被占了，人被杀了，朝廷立马就是群情激奋，人人喊打，看上去个个都是民族英雄，正义化身，然而其中别有奥秘：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抢劫，抢劫，还是抢劫
    万历十八年，旧洮州副总兵李联芳在甘肃与前来抢劫的火落赤打了遭遇战。火落赤落荒而逃，李联芳紧追不舍，结果不小心追过了地界，一头扎进扯立克的包围圈，导致全军覆没。火落赤得意扬扬，立即调转头来返回甘肃继续抢掠工作。临洮总兵刘承嗣迎战，却遭兵败。火落赤在此地横抢了二十多天，又过一年，遭到李如松不停骚扰的扯立克向明请旨谢罪，受到制约的火落赤才终于歇手。
    临战之时，国仇家恨，慷慨激昂，大家都激动。在这个时候，跟着激动一把，可谓是毫无成本，反正仗也不用自己打，还能落个名声，何乐而不为。
    主和就不同了，甭管真假，大家都喊打，你偏不喊，脱离群众，群众就会把你踩死。
    所以主战者未必勇，主和者未必怯。
    主和的申时行，就是一个勇敢的人。事实证明，他的主张十分正确。
    因为那位下黑手的扯立克，并不是一般人，他的身份，是鞑靼的顺义王。
    顺义王，是当年明朝给俺答的封号，这位扯立克就是俺答的继任者，但此人既不顺，也不义，好好的互市不干，整天对外扩张，还打算联合蒙古、西藏各部落，搞个蒙古帝国出来和明朝对抗。
    对这号人，打是应该的，但普鲁士伟大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，战争是政治的继续。打仗说穿了，最终的目的就是要对方听话，如果有别的方法能达到目的，何必要打呢？
    申时行找到了这个方法。
    他敏锐地发现，扯立克虽然是顺义王，但其属下却并非铁板一块，而是由各个部落组成，各有各的主张。大多数人和明朝生意做得好好的，压根儿不想打仗，如果贸然开战，想打的打了，不想打的也打了，实在是得不偿失。分化瓦解才是上策。
    所以申时行反对。
    当然，以申时行的水平，公开反对这种事，他是不会干的。夜深人静，独自起草，秘密上交，事情干得滴水不漏。
    万历接到奏疏，认可了申时行的意见，同意暂不动兵，并命令他全权处理此事。
    消息传开，一片哗然，但皇帝说不打，谁也没办法找皇帝算账，申时行先生也是一脸无辜：我虽是朝廷首辅，但皇帝不同意，我也没办法。
    仗是不用打了，但这事还没完。申时行随即下令兵部尚书郑洛，在边界集结重兵，也不大举进攻，每天就在那里蹲着，别的部落都不管，专打扯立克，而且还专挑他的运输车队下手，抢了就跑。
    这种打法毫无成本，且收益率极高，明军乐此不疲，扯立克却是叫苦不迭，实在撑不下去了，只得率部躲得远远的。就这样，不用大动干戈，不费一兵一卒，申时行轻而易举地解决了这个问题，恢复了边境的和平。
    虽然张居正死后，朝局十分复杂，帮派林立，申时行却凭借着无人能敌的“混功”，应对自如，游刃有余。更为难能可贵的是，他不但自己能混，还无私地帮助不能混的同志，比如万历。
    自从登基以来，万历一直在忙两件事，一是处理政务，二是搞臭张居正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两件事，其实是一件事。
    因为张居正实在太牛了，当了二十六年的官，十年的“皇帝”（实际如此），名气比皇帝还大，虽然人死了，茶还烫得冒泡，所以不搞臭张居正，就搞不好政务。
    但要干这件事，自己是无从动手的，必须找打手，万历很快发现，最好的打手，就是言官和大臣。
    张居正时代，言官大臣都不吃香，被整得奄奄一息，现在万历决定，开闸，放狗。
    事实上，这帮人的表现确实不错，如江东之、李植、羊可立等人，虽说下场不怎么样，但至少在工作期间，都尽到了狗的本分。
    看见张居正被穷追猛打，万历很高兴，看见申
    时行被牵连，万历也不悲伤。因为在他看来，这不过是轻微的副作用，敲打一下申老师也好，免得他当首辅太久，再犯前任（张居正）的错误。
    他解放言官大臣，指挥自若，是因为他认定，这些人将永远听从他的调遣。
    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自己犯下了一个多么可怕的错误。因为就骂人的水平而言，言官大臣和街头骂街大妈只有一个区别：大妈是业余的，言官大臣是职业的。
    大妈骂完街后，还得回家洗衣做饭，言官大臣骂完这个，就会骂下一个。所以，当他们足够壮大之后，攻击的矛头将不再是死去的张居正，或是活着的申时行，而是至高无上的皇帝。
    对言官和大臣们而言，万历确实有被骂的理由。
    自从万历十五年（1587）起，万历就不怎么上朝了，经常是“偶有微疾”。“微疾”开始还真是“偶有”，后来就变成常有，也逐渐变成“头晕眼黑，力乏不兴”，总而言之，大臣们是越来越少见到他了。
    必须说明的是，万历是不上朝，却并非不上班，事情还是要办。就好比说你早上起床，不想去单位，改在家里办公，除了不打考勤，少见几个人外，也没什么不同。后世一说到这位仁兄，总是什么几十年不干活之类，这要么是无意的误解，要么是有意的污蔑。
    在中国当皇帝，收益高，想要啥就有啥，但风险也大，屁股上坐的那个位置，只要是人就想要。因此今天这里搞阴谋，明天那里闹叛乱，日子过得那叫一个悬，几天不看公文，没准刀就架在脖子上了。但凡在位者，除了个把弱智外，基本上都是怀疑主义者，见谁怀疑谁。
    万历自然也不例外，事实上，他是一个权力欲望极强，工于心计的政治老手。所有的人都只看到他不上朝的事实，却无人察觉背后隐藏的奥秘。
    在他之前，有无数皇帝每日上朝理政，费尽心力，日子过得极其辛苦，却依然是脑袋不保。而他几十年不上朝，谁都不见，却依然能够控制群臣，你说这人厉不厉害？
    但言官大臣是不管这些的，在他们的世界观里，皇帝不但要办事，还要上班，哪怕屁事儿没有，你也得坐在那儿，这才叫皇帝。
    万历自然不干，他不干的表现就是不上朝。言官大臣也不干，他们不干的表现就是不断上奏疏。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他们一直在干同样的事情。
    隐私问题
    万历十四年（1586）十月，这场长达三十余年的战争正式拉开序幕。
    当时的万历，基本上还属于上朝族，只是偶尔罢工而已，就这样，也没躲过去。
    第一个上书的，是礼部祠祭司主事卢洪春，按说第一个不该是他，因为这位仁兄主管的是祭祀，级别又低，平时也不和皇帝见面。
    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上书提意见，他之所以不满，不是皇帝不上朝，而是不祭祀。
    卢洪春是一个很负责的人，发现皇帝不怎么来太庙，又听说近期经常消极怠工，便上书希望皇帝改正。
    本来是个挺正常的事，却被他搞得不正常。因为这位卢先生除了研究礼仪外，还学过医，有学问在身上，不显摆实在对不起自己，于是乎发挥其特长，写就奇文一篇，送呈御览。
    第二天，申时行奉命去见万历，刚进去，就听到了这样的一句话：
    “卢洪春这厮！肆言惑众，沽名讪上，好生狂妄！着锦衣卫拿在午门前，着实打六十棍！革了职为民当差，永不叙用！”
    以上言辞，系万历同志之原话，并无加工。
    很久很久以前，这厮两个字就诞生了，在明代的许多小说话本中，也频频出现，其意思依照现场情况，有各种不同的解释，从这家伙、这小子到这浑蛋、这王八蛋，不一而足。
    但可以肯定的是，这两字不是好话，是市井之徒的常用语，皇帝大人脱口而出，那是真的急了眼了。
    这是可以理解的，因为卢洪春的那篇奏疏，你看你也急。
    除了指责皇帝陛下不该缺席祭祀外，卢主事还替皇帝陛下担忧其危害：
    “陛下春秋鼎盛，精神强固，头晕眼黑之疾，皆非今日所宜有。”
    年纪轻轻就头晕眼黑，确实是不对的，确实应该注意，到此打住，也就罢了。
    可是担忧完，卢先生就发挥医学特长：
    “医家曰：气血虚弱，乃五劳七伤所致，肝虚则头晕目眩，肾虚则腰痛精泄。”
    气血虚弱，肝虚肾虚，症状出来了，接着就是分析原因：
    “以目前衽席之娱，而忘保身之术，其为患也深。”
    最经典的就是这一句。
    所谓衽席之娱，是指某方面的娱乐，相信大家都能理解，综合起来的意思是：
    皇帝你之所以身体不好，在我看来，是因为过于喜欢某种娱乐，不知收敛保养，如此下去，问题非常严重。
    说这句话的，不是万历他妈，不是他老婆，不是深更半夜交头接耳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而是一个管礼仪的六品官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上书，且一言一语皆已千古流传。
    再不收拾他，就真算白活了。
    命令下达给了申时行，于是申时行为难了。
    这位老油条十分清楚，如果按照万历的意思严惩卢洪春，言官们是不答应的，如果不处理，万历又不答应。
    琢磨半天，想了个办法。
    他连夜动笔，草拟了两道文书：第一道是代万历下的，严厉斥责卢洪春，并将其革职查办。第二道是代内阁下的，上奏皇帝，希望能够宽恕卢洪春，就这么算了。
    按照他的想法，两边都不得罪，两边都有交代。
    事实证明，这是幻想。
    首先发作的是万历，这位皇帝又不是傻子，一看就明白申时行耍两面派，立即下令，即刻动手打屁股，不得延误。此外他还不怀好意地暗示，午门很大，多个人不嫌挤。
    午门就是执行廷杖的地方，眼看自己要去垫背，申时行随即更改口风，把卢洪春拉出去结结实实地打了六十棍。
    马蜂窝就这么捅破了。
    言官们很惭愧，一个礼部的业余选手，都敢上书，勇于曝光皇帝的私生活，久经骂阵的专业人才竟然毫无动静，还有没有职业道德？
    于是大家群情激愤，以给事中杨廷相为先锋，十余名言官一拥而上，为卢洪春喊冤翻案。
    面对漫天的口水和奏疏，万历毫不退让。事实上，这是一个极端英明的抉择：一旦让步，从宽处理了卢洪春，那所谓“喜欢某种娱乐，不注意身体”的黑锅，就算是背定了。
    明朝政府主要官署
    但驳回去一批，又来一批，言官们踊跃发言，热烈讨论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，不说白不说。
    万历终于恼火了，他决定罚款，带头闹事的主犯罚一年工资，从犯八个月。
    对言官而言，这个办法很有效果。
    在明代，对付不同类别的官员，有不同的方法：要折腾地方官，一般都是降职，罚工资没用，因为这帮人计划外收入多，工资基本不动，罚光了都没事。
    言官就不同了，他们都是靠死工资的，没工资日子就没法过，一家老小只能去喝西北风，故十分害怕这一招。
    于是风波终于平息，大家都消停了。
    但这只是表面现象，对此，申时行有很深的认识，作为天字第一号混事的高手，他既不想得罪领导，又不想得罪同事，为实现安定团结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稀泥。然而随着事件的进一步发展，他逐渐意识到，和稀泥的幸福生活长不了。
    因为万历的生活作风，是一天不如一天了。
    事实上，卢洪春的猜测很可能是正确的，二十多岁的万历之所以不上朝，应该是沉迷于某种娱乐，否则实在很难解释，整天在宫里待着，到底有啥乐趣可言。
    说起来，当年张居正管他也实在管得太紧，啥也不让干，吃个饭喝点酒都得看着，就好比高考学生拼死拼活熬了几年，一朝拿到录取通知书，革命成功，自然就完全解放了。
    万历同志在解放个人的同时，也解放了大家，火烧眉毛的事情（比如打仗、阴谋叛乱之类），看一看，批一批，其余的事，能不管就不管，上朝的日子越来越少。
    申时行很着急，但这事又不好公开讲，于是他灵机一动，连夜写就了一封奏疏。在我看来，这封文书的和稀泥技术，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。
    文章大意是这样的：
    皇帝陛下，我听说您最近身体不好，经常头晕眼花（时作眩晕），对此我十分担心，我知道，您这是劳累所致啊。由于您经常熬夜工作，亲历亲为（一语双关，佩服），才会身体不好，为了国家，希望您能够清心寡欲，养气宁神（原文用词），好好保重身体。
    高山仰止，自惭形秽之感，油然而生。
    对于这封奏疏，万历还是很给了点面子，他召见了申时行，表示明白他的苦心，良药虽然苦口，却能治病，今后一定注意。申时行备感欣慰，兴高采烈地走了。
    但这只是错觉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能够药到病除的药只有一种——毒药。
    事实证明，万历确实不是一般人，因为一般人被人劝，多少还能改几天，他却是一点不改，每天继续加班加点，从事自己热爱的娱乐。据说还变本加厉，找来了十几个小太监，陪着一起睡（同寝），也算是开辟了
    新品种。
    找太监这一段，史料多有记载，准确性说不好，但有一点是肯定的，那就是万历同志依旧是我行我素，压根儿不给大臣们面子。
    既然不给脸面，那咱就有撕破脸的说法。
    万历十七年（1589）十二月，明代，不，是中国历史上胆最大、气最足的奏疏问世了，其作者，是大理寺官员雒于仁。
    雒于仁，字少泾，陕西泾阳人。纵观明清两代，陕西考试不大行，但人都比较实在，既不慷慨激昂，也不啰啰唆唆，说一句是一句，天王老子也敢顶。
    比如后世的大贪污犯和珅，最得意的时候，上有皇帝撑腰，下有大臣抬轿，什么纪晓岚、刘墉，全都服服帖帖，老老实实靠边站，所谓“智斗”之类，大都是后人胡编的，可谓一呼百应。而唯一不应的，就是来自陕西的王杰。每次和珅说话，文武百官都夸，王杰偏要顶两句，足足恶心了和珅十几年，又抓不到他的把柄，也只能是“厌之而不能去”（《清史稿》）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护短的陛下
    万历的确对亲近宦官极为保护。太监高淮征税辽东，仗着神宗皇帝之宠，没少干坏事儿，终于成功激起民变。不过在吏部尚书、刑部尚书的弹劾之下，护短的万历扔了句“朕固命之矣”，把高淮为非作歹的那些“好事儿”都揽在了自己身上。高淮有恃无恐，继续为恶。万历三十六年四月，前屯卫军千余人发生哗变，不堪欺压的民众手持棍棒柴刀，聚集起来“誓食高淮之肉”，吓得高淮连夜逃回北京，求神宗把税监换了人才算了事。
    雒于仁就属于这类人，想什么就说什么，从不怕得罪人，而且他的这个习惯，还有家族传统：
    雒于仁的父亲，叫做雒遵，当年曾是高拱的学生，干过吏科都给事中。冯保得势的时候，他骂过冯保，张居正得势的时候，他骂过谭纶（张居正的亲信），为人一向高傲，平生只佩服一人，名叫海瑞。
    有这么个父亲，雒于仁自然不是孬种，加上他家虽世代为官，却世代不捞钱，穷日子过惯了，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不怕罚工资，不怕降职，看不惯皇帝了，就要骂。随即一挥而就，写下奇文一篇，后世俗称为“酒色财气疏”。
    该文主旨明确，开篇即点明中心思想：
    “陛下之恙，病在酒色财气者也，夫纵酒则溃胃，好色则耗精，贪财则乱神，尚气则损肝。”
    这段话用今天的话讲，就是说皇上你确实有病，什么病呢？你喜欢喝酒，喜欢玩女人，喜欢捞钱，还喜欢动怒耍威风，酒色财气样样俱全，自然就病了。
    以上是全文的论点。接下来的篇幅，是论据，描述了万历同志在喝酒、玩女人方面的具体表现，逐一论证以上四点的真实性和可靠性，比较长，就不列举了。
    综观此文，下笔之狠，骂法之全，真可谓是鬼哭狼嚎，就骂人的狠度和深度而言，雒于仁已经全面超越了海瑞前辈。雒遵同志如果在天有灵，应该可以瞑目了。
    更缺德的是，雒于仁的这封奏疏是十二月（农历）月底送上去的，搞得万历自从收到这封奏疏，就开始骂，不停地骂，没日没夜地骂，骂得新年都没过好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体罚皇子的教官王杰
    这名清代宫廷教员、上书房的班主任，性子倔，对诸皇子严厉至极，动不动就让皇子们罚站罚跪。有次让乾隆瞧见，觉得皇子罚跪十分丢面子，于是大声让诸皇子起身。王杰不许，乾隆气得指着他大吼：我儿子是皇家的人，你动不动罚跪什么意思？王杰半点不让，也冲着乾隆大声说：你儿子如果当皇帝当成桀纣那样的昏君，你乐意是不乐意？乾隆说不过他，值得郁闷万分地走了。
    骂过瘾后，就该办人了。
    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按照规矩，内阁首辅应该去宫里拜年，当然也不是真拜，到宫门口鞠个躬就算数，但这一次，申时行刚准备走人，就被太监给叫住了。
    此时，雒于仁的奏疏已经传遍内外，申先生自然知道怎么回事，不用言语就进了宫。看到了气急败坏的皇帝，双方展开了一次别开生面的对话（以下言语，皆出自申时行的原始记录）：
    万历：“先生看过奏本（指雒于仁的那份），说朕酒色财气，试为朕评一评。”
    申时行：……（还没说话，即被打断）
    万历：“他说朕好酒，谁人不饮酒？……又说朕好色，偏宠贵妃郑氏（即著名的郑贵妃），朕只因郑氏勤劳……何曾有偏？”
    喘口气，接着说：
    “他说朕贪财……朕为天子，富有四海之内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，天下之财皆朕之财！又说朕尚气……勇即是气，朕岂不知！人孰无气！”
    这口气出完了，最后得出结论：
    “先生将这奏本去票拟重处！”
    申时行这才搭上话：
    “此无知小臣误听道路之言……”（说到此处，又被打断）
    万历大喝一声：
    “他就是出位沽名！”
    申时行傻眼了，他在朝廷混了几十年，从未见过这幅场景，皇帝大人一副吃人的模样，越说越激动，唾沫星子横飞，这样下去，恐怕要出大事。
    于是他闭上了嘴，开始紧张地思索对策。
    既不能让皇帝干掉雒于仁，也不能不让皇帝出气，琢磨片刻，稀泥和好了。
    “他（指雒于仁）确实是为了出名（先打底），但陛下如果从重处罚他，却恰恰帮他成了名，反损皇上圣德啊！”
    “如果皇上宽容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皇上的圣德自然天下闻名！”（继续戴高帽）
    在这堆稀泥面前，万历同志终于消了气：
    “这也说得是，如果和他计较，倒不是损了朕的德行，而是损了朕的气度！”
    上钩了，再加最后一句：
    “皇上圣度如天地一般，何所不容！”（圆满收工）
    万历沉默地点了点头。
    话说到这儿，事情基本就算完了，申时行定定神，突然想起了另一件事，一件极为重要的事。
    他决定趁此机会，解决此事。
    然而他正准备开口，却又听见了一句怒斥：
    “朕气他不过，必须重处！”
    万历到底是年轻人，虽然被申时行和了一把稀泥，依然不肯甘休，这会儿回过味来，又绕回去了。
    这事还他娘没完了，申时行头疼不已，但再头疼事情总得解决，如果任由万历发作胡来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
    在这关键的时刻，申时行再次展现了他举世无双的混事本领，琢磨出了第二套和稀泥方案：
    “陛下，此奏本（雒于仁）原本就是讹传，如果要重处雒于仁，必定会将此奏本传之四方，反而做了实话啊！”
    利害关系说完，接下来该掏心窝了：
    “其实原先我等都已知道此奏疏，却迟迟不见陛下发阁（内阁）惩处（学名：留中），我们几个内阁大学士在私底下都互相感叹，陛下您胸襟宽容，实在是超越千古啊！（马屁与说理相结合）”
    “所以以臣等愚见，陛下不用处置此事，奏疏还是照旧留存吧，如此陛下之宽容必定能留存史书，传之后世，千秋万代都称颂陛下是尧舜之君，是大大的好事啊！”
    据说拍马屁这个行当，最高境界是两句古诗，所谓“随风潜入夜，润物细无声”，在我看来，申时行做到了。
    但申先生还是低估了万历的二杆子性格，他话刚讲完，万历又是一声大吼：
    “如何设法处他？只是气他不过！”
    好话说一堆，还这么个态度，那就不客气了：
    “此本不可发出，也无他法处之，还望皇上宽恕，容臣等传谕该寺堂官（即大理寺高级官员），使之去任可也。”
    这意思就是，老子不和稀泥了，明白告诉你，骂你的这篇文章不能发，也没办法处理，最多我去找他们领导，把这人免职了事，你别再闹了，闹也没用。
    很明显，万历虽然在气头上，却还是很识趣的。他清楚，目前形势下，自己不能把雒于仁怎么样，半天一言不发。申时行明白，这是默认。
    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的这场惊天风波就此了结，雒于仁骂得皇上一无是处，青史留名，却既没掉脑袋，也没有挨板子，拍拍屁股就走人了。而气得半死的万历终于认定，言官就是浑蛋，此后的几十年里，他都保持着相同的看法。
    最大的赢家无疑是申时行，他保护了卢洪春、保护了雒于仁，安抚了言官大臣，也没有得罪皇帝，使两次危机成功化解，无愧为和稀泥的绝顶高手。
    自万历十一年（1583）执政以来，申时行经历了无数考验，无论是上司还是同僚，他都应付自如。七年间，上哄皇帝，下抚大臣，即使有个把不识趣、不配合的，也能被他轻轻松松地解决掉，混得可谓如鱼得水。
    然而正是这一天，万历十八年（1590）正月初一，在解决完最为棘手的雒于仁问题后，他的好运将彻底结束。
    因为接下来，他说了这样一句话：
    “臣等更有一事奏请。”
    虽然雒于仁的事十分难办，但和申时行即将提出的这件事相比，只能说是微不足道。
    他所讲的事情，影响了无数人的一生，以及大明王朝的国运，而这件事情，在历史上有个专用名词：“争国本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