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启元年，孙承宗刚到辽东的时候，他所拥有的，只是山海关以及关外的八里地。
    天启五年，孙承宗巩固了山海关，收复了宁远，以及周边几百里土地。
    在收复宁远之后，孙承宗决定再进一步，占据另一个城市——锦州。他认定，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点。
    但努尔哈赤似乎不这么看，锦州嘛，又小又穷，派兵守还要费粮食，谁要谁就拿去。
    就这样，不费吹灰之力，孙承宗得到了锦州。
    事后证明，自明朝军队进入锦州的那一刻起，努尔哈赤的悲惨命运便已注定。
    因为至此，孙承宗终于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杰作——关锦防线。
    所谓关锦防线，是指由山海关——宁远——锦州组成的防御体系。该防线全长四百余里，深入后金区域，沿线均有明朝堡垒、据点，极为坚固。
    历史告诉我们，再坚固的防线，也有被攻陷的一天。
    历史还告诉我们，凡事总有例外，比如这条防线。
    事实上，直到明朝灭亡，它也未被突破。此后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，后金军队用手刨，用嘴啃，用牙咬，都毫无效果，还搭上了努尔哈赤先生的一条老命。
    这是一个科学的、富有哲理的，而又使人绝望的防御体系，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弱点。
    锦州，辽东重镇，自古为入关要道，且地势险要，更重要的是，锦州城的一面靠海。对于没有海军的后金而言，这又是一个噩梦。
    这就是说，只要海运充足，在大多数情况下，即使被围得水泄不通，锦州也是很难攻克的。
    既然难打，能不能不打呢？
    不能。
    我的一位家在锦州的朋友告诉我，他要回去十分方便，因为从北京出发，开往东三省，在锦州停靠的火车，有十八列。
    我顿时不寒而栗，这意味着，在三百多年前的明朝，要到辽东，除个别缺心眼儿爬山坡的人外，锦州是唯一的选择。
    要想入关，必须攻克宁远，要攻克宁远，必须攻克锦州，要攻克锦州，攻克不了。
    当然，有人会说，锦州不过是个据点，何必一定要攻陷？只要把锦州围起来，借个道过去，继续攻击宁远，不就行了吗？
    是的，按照这个逻辑，也不一定要攻陷宁远，只要把宁远围起来，借个道过去，继续攻击山海关，不也行吗？
    这样看来，努尔哈赤实在是太蠢了，这么简单的道理，为什么就没想到呢？
    我觉得，持有这种想法的人，应该去洗把脸，清醒清醒。
    假定你是努尔哈赤，带了几万兵，到了锦州，锦州没人打你，于是，你又到了宁远，宁远也没人打你，就这么一路顺风到了山海关，准备发动攻击。
    我相信，这个时候你会惊喜地发现，锦州和宁远的军队已经出现在你的后方，准备把你一锅端——除非这两个地方的守将是白痴。
    现在你有大麻烦了，眼前是山海关，没准儿十天半月攻不下来，请屁股后面的军队别打你，估计人家不干。就算你横下一条心，用头把城墙撞破，冲进了关内，抢到了东西，你也总得回去吧。
    如果你没长翅膀，你回去的路线应该是山海关——宁远——锦州……
    看起来似乎比较艰难，不是吗？
    这就是为什么曹操同志多年来不怕孙权，不怕刘备，偏偏就怕马腾、马超的原因——这两位先生的地盘在他的后方。
    这就是孙承宗的伟大成就，短短几年之间，他修建了若干据点，收复了若干失地，提拔了若干将领，训练了若干士兵。
    现在，在他手中的，是一条坚不可破的防线，一支精锐无比的军队，一群天赋异禀的卓越将领。
    但对于这一切，努尔哈赤并不清楚，至少不十分清楚。
    祖大寿、吴襄、满桂、赵率教、毛文龙以及袁崇焕，对努尔哈赤而言，这些名字毫无意义。
    自万历四十六年起兵以来，明朝能打的将领，他都打了，杨镐、刘綎、杜松、王化贞、袁应泰，全都是手下败将，无一例外。在他看来，新来的这拨人的下场估计也差不多。
    但他终将失败，败在这几个无名小卒的手中，并永远失去翻盘的机会。
    话虽如此，努尔哈赤还是很有几把刷子的，他不了解目前的局势，却了解孙承宗的实力。很明显，这位督师大人比熊廷弼还难对付，所以几年之内，他都没有发动大的进攻。
    大的没有，小的还是有。
    在后金的军队中，最优秀的将领无疑是努尔哈赤，但正如孙承宗一样，他的属下，也有很多相当厉害的猛人。
    而在这些猛人里，最猛的，就是八大贝勒。
    失败的叹息
    所谓八大贝勒，分别是指代善、阿敏、莽尔古泰、皇太极、阿济格、多尔衮、多铎、济尔哈朗。
    在这八个人里，按照军功和资历，前四个大猛，故称四大贝勒，后四个小猛，故称四小贝勒。
    其中最有名的，无疑是两个人：皇太极、多尔衮。
    但最能打仗的，是三个人，除皇太极和多尔衮外，还有一个代善。
    多尔衮年纪还小，就不说了；皇太极很有名，也不说了；这位代善，虽然年纪很大，且不出名，但很有必要说一说。
    事实上，大贝勒代善是当时后金最为杰出的军事将领之一。此人非常勇猛，在与明朝作战时，经常身先士卒，且深通兵法，擅长伏击，极其能打。
    因为他很能打，所以努尔哈赤决定，派他出去打，而打击的对象，就是锦州。
    当代善率军来到锦州城下的时候，他才意识到，这是个结结实实的黑锅。
    首先，锦州非常坚固。在修城墙方面，孙承宗很有一套，城不但高，而且厚，光凭刀砍斧劈，那是没指望的，要想进城，没有大炮是不行的。
    大炮也是有的，不过不在城下，而在城头。
    其实长期以来，明朝的火器水平相当高，万历三次征打日本的时候也很经用，后来之所以荒废，不是技术问题，而是态度问题。
    万历前期，皇帝陛下精神头足，什么事都愿意折腾，后来不想干了，天天躲着不上朝，下面也开始消极怠工，外加火器工作危险性大，吃力不讨好，没准儿出个安全事故，是很麻烦的。
    孙承宗不怕麻烦，他不但为部队添置了三眼火铳等先进装备，还购置了许多大炮，尝试用火炮守城，而锦州，就是他的试点城市。
    虽然情况不妙，但代善不走寻常路，也不走回头路，依然一根筋，找人架云梯、冲车，往城里冲。
    此时的锦州守将，是赵率教，应该说，他的作战态度是很成问题的。面对着在城下张牙舞爪、极其激动的代善，他却心平气和、毫不激动，时不时在城头转两圈，放几炮，城下便会迅速传来凄厉的惨叫声。在赔上若干架云梯、若干条性命，仍旧毫无所得的情况下，代善停止了进攻。
    虽然停止了进攻，但代善还不大想走，他还打算再看两天。
    可是孙承宗似乎是不欢迎参观者的。代贝勒的屁股还没坐热，就得到一个可怕的消息，一支明军突然出现在自己的侧翼。
    这支部队是驻守前屯、松山的明军，听说客人来了，没赶上接风，特来送行。
    在短暂的慌乱之后，代善恢复了平静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，他有信心击退这支突袭部队。
    可他刚带队发起反击，就看到自己屁股后面烟尘四起——城内的明军出动了。
    这就算是腹背受敌了，但代善依然很平静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，他很有信心。
    然后，很有信心的代善又得知了另一个消息——宁远、中前所等地的明军已经出动，正朝这边来，吃顿饭的工夫也就到了。
    但代善不愧是代善，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将领，他非常自信、镇定地作出了一个英明的判断：快逃。
    可是来去自如只是一个幻想，很快代善就发现，自己已经陷入重围。明军毫不客气，一顿猛打，代善部伤亡十分惨重，好在来的多是骑兵，机动性强，拼死往外冲，总算奔出了条活路。一口气跑了上百里，直到遇见接他的二贝勒阿敏，魂才算回来。
    此战明军大胜，击溃后金军千余人，战后清点斩获首级六百多颗，努尔哈赤为他的试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。
    在孙承宗督师辽东的几年里，双方很有点相敬如宾的意思，虽说时不时搞点小摩擦，但大仗没打过。孙承宗不动，努尔哈赤亦不动。
    可是孙承宗不动是可以的，努尔哈赤不动是不行的。
    因为孙大人的任务是防守，只要不让敌人进关抢东西，他就算赢了。
    努尔哈赤就不同了，他的任务是抢，虽说占了挺大一块地方，但当地人都跑光了，技术型人才不多，啥产业都没有，据说有些地方，连铁锅都造不出来。孙承宗到辽东算出差，有补助，还有朝廷送物资，时不时还能回去休个假。努先生完全是原生态，没人管没人疼，不抢怎么办？
    必须抢，然而又不能抢，因为有孙承宗。
    作为世界超级大国，美国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代言人——山姆大叔。这位大叔的来历就不说了，他的具体特点是面相端正、勤劳乐观、处事低调、埋头苦干，属于那种不怎么言语，却特能干事的类型，是许多美国人争相效仿的楷模。
    孙承宗就是一个山姆大叔型的人物，当然，按年龄算，应该叫山姆大爷。这位仁兄相貌奇伟（画像为证），极富乐观主义精神（大家都不干，他干），非常低调（从不出兵闹事），经常埋头苦干（参见前文孙承宗业绩清单）。
    刚开始的时候，努尔哈赤压根儿就瞧不起
    孙大爷，因为这个人到任后毫无动静，一点不折腾。什么一举荡平、光复辽东，提都不提，别说出兵攻击，连挑衅斗殴都不来，实在没意思。
    但慢慢地，他才发现，这是一个极其厉害的人。
    就在短短几年内，明朝的领土以惊人的速度扩张，从关外的一亩三分地，到宁远，再到锦州，在不知不觉中，他已收复了辽东近千里土地。
    更为可怕的是，此人每走一步，都经过精心策划，步步为营、稳扎稳打，趁你不注意，就刨你两亩地，每次都不多占，但占住了就不走，几乎找不到任何弱点。
    对于这种抬头望天、低头使坏的人，努尔哈赤是一点办法都没有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对方大踏步地前进，自己大踏步地后退，直到天启五年十月的那一天。
    内幕
    这一天，努尔哈赤得到消息，孙承宗回京了。
    他之所以回去，不是探亲，不是述职，也不是作检讨，而是彻底退休。
    必须说明的是，他是主动提出退休的，但心里并不情愿。他不想走，却不能不走。
    因为他曾无比依赖的强大组织东林党，被毁灭了。
    明末辽东形势
    关于东林党的覆灭，许多史书上的说法比较类似：一群有道德的君子，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，输给了一群毫无道德的小人，最终失败。
    我认为，这个说法，那是相当的胡扯。
    事实上，应该是一群精明的人，在无比黑暗的政治斗争中，输给了另一群更为精明的人，最终失败。
    许多年来，东林党的失败之所以很难说清楚，是由于东林党的成功没说清楚。
    而东林党的成功之所以没说清楚，是由于这个问题很难说清楚。
    这不是绕口令。其实长期以来，在东林党的兴亡之中，都隐藏着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玄机，很多人不知道，知道的人都不说。
    凑巧的是，我是一个比较较真的人，对于某些很难说清楚的问题、不足为人道的玄机，有着很难说清楚、不足为人道的兴趣。
    于是，在查阅分析了许多史籍资料后，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：
    东林党之所以成功，是因为强大；之所以失败，是因为过于强大。
    万历四十八年，在杨涟、左光斗以及一系列东林党人的努力下，朱常洛顺利即位，成为了明光宗。
    虽然这位仁兄命短，只在皇位上活了一个月，但东林党人再接再厉，经历千辛万苦，又把他的儿子推了上去，并最终控制了朝廷政权。
    用正面的话说，这是正义战胜了邪恶，意志顽强，坚持到底。
    用反面的话说，这是赌一把，运气好，找对了人，打对了架。
    无论正面反面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，东林党能够掌控天下，全靠明光宗死后那几天里杨涟的拼死一搏，以及继任皇帝的感恩图报。
    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但绝不是唯一重要的原因。
    因为在中国历史上，一般而言，只要皇帝说话，什么事都好办，什么事都能办，可是明朝实在太不一般。
    明朝的皇帝，从来不是说了就算的。且不论张居正、刘瑾、魏忠贤之类的牛人，光是那帮六七品的小御史、给事中，天天上疏骂人，想干啥都不让，能把人活活烦死。
    比如明武宗，就想出去转转，换换空气，麻烦马上就来了，上百人跪在门口痛哭流涕，示威请愿，午觉都不让睡。闹得你死我活，最后也没去成。
    换句话说，皇帝大人连自己的事情都搞不定，你让他帮东林党控制朝政，那是不太现实的，充其量能帮个忙而已。
    东林党掌控朝廷的真正原因在于，他们打败了朝廷中所有的对手，具体说，是齐、楚、浙三党。
    众所周知，东林党中的许多成员是没有什么博爱精神的，经常耍二杆子性格，非我族类就是其心必异，什么人都敢惹。搞了几十年斗争，仇人越来越多，特别是三党，前仆后继，前人退休，后人接班，一代代接茬上，斗得不亦乐乎。
    这两方的矛盾，那叫一个苦大仇深，什么争国本、妖书案、梃击案，只要是个机会，能借着打击对手，就决不放过，且从万历十几年就开始闹，真可谓历史悠久。
    就实力而言，东林党势头大、人多，占据优势，而三党迫于压力，形成了联盟，共同对付东林党，所以多年以来此消彼长，什么京察、偷信，全往死里整。可由于双方实力差距不大，这么多年了，谁也没能整死谁。
    万历末年，有个人来到了京城，不久之后，在极偶然的情况下，他加入了其中一方。
    他加入的是东林党，于是，三党被整死了。
    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，然而，正是这个小人物的到来，打破了几十年的僵局，这个人名叫汪文言。
    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人，那是正常的，如果你了解，那是不正常的。
    甚至很多熟读明清历史的人，也只知道这个名字，而不清楚这个名字背后隐藏的东西。
    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太不起眼了。
    事实上，为查这位仁兄的生平，我吃了很大苦头，翻了很多书，还专门去查了历史文献检索，竟然都没能摸清他的底。
    在几乎所有的史籍中，对此人的描述都是只言片语，应该说，这是个奇怪的现象。
    对于一个在历史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人而言，介绍如此之少，是很不正常的，但从某个角度讲，又是很正常的。
    因为决定成败的关键人物，往往喜欢隐藏于幕后。
    汪文言，安徽人，不是进士，也不是举人，甚至不是秀才，他没有进过考场，没有当过官，只是个普通的老百姓。
    对这位老百姓，后世曾有一个评价：以布衣之身，操控天下。
    汪布衣小时候的情况如何不太清楚，但从目前的材料看，他是个很能混的人，虽然不考科举，却还是当上了公务员——县吏。
    事实上，明代的公务员，并非都是政府官员，它分为两种：官与吏。
    参加科举考试，考入政府成为公务员的，是官员，就算层次最低、底子最差的汪文言上升轨迹举人（比如海瑞），至少也能混个县教育局局长。
    可问题在于，明朝的官员编制是很少的。按规定，一个县里有品级、吃皇粮的，只有知县（县长）、县丞（县办公室主任）几个人而已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县官不如现管
    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官员，学问虽好，却未必有做事的能力，因此就得依仗胥吏。胥吏虽在官衙上班，却仍是平民身份，而且按照规定，胥吏不能参加科考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没有做官的资格，永无出头之日。不过，胥吏的优势在于专业化，他们不仅精通各种规定和程序，还深谙各种潜规则。国家的各种政策和法律，一般都是比较笼统的原则性意见，在执行中的尺度全凭胥吏拿捏，这样国家的具体行政权力实际上就落入了这些低微的胥吏手中。难怪明末的顾炎武会叹道：“百官者虚名，而柄国者吏胥也。”
    而没有品级，也吃皇粮的，比如教谕（教育局局长）、驿丞（县招待所所长），大都由举人担任，人数也不多。
    在一个县里，只有以上人员算是国家公务员，换句话说，他们是领国家工资的。
    然而，一个县只靠这些人是不行的，县长大人日理万机，无论如何是忙不过来的，所以手下还要有跑腿的、偷奸耍滑的、老实办事的、端茶倒水的。
    这些被找来干活的人，就叫吏。
    吏没有官职、没有编制，国家也不给他们发工资，所有收入和办公费用都由县里解决，换句话说，这帮人国家是不管的。
    虽然国家不管，没有正式身份，也不给钱，但这份职业还是相当热门的。每年都有无数热血青年前来报考，没关系还当不上，也着实吸引了许多杰出人才，比如阳谷县的都头武松同志，就是其中的优秀榜样。
    这是因为在吏的手中，掌握着一件最为重要的东西——权力。
    一般说来，县太爷都是上级派下来的，没有根基，也没有班底。而吏大都是地头蛇，熟悉业务，有权在手，熟门熟路，擅长贪污受贿、黑吃黑，除去个把像海瑞那种软硬不吃的极品知县外，谁都拿这帮编外公务员没办法。
    汪文言，就是编外公务员中，最狡猾、最会来事、最杰出的代表人物。
    汪文言的官场生涯，是从监狱开始的，那时候，他是监狱的看守。
    作为一名优秀的看守，他忠实履行了守护监狱、训斥犯人、收取贿赂、拿黑钱的职责。
    由于业务干得相当不错，在上级（收过钱的）和同僚（都是同伙）的一致推荐下，他进入了县衙，在新的岗位上继续开展自己的光辉事业。
    值得表扬的是，此人虽然长期和流氓地痞打交道，不光彩的事情也没少干，但为人还是很不错的，经常仗义疏财，接济朋友。但凡认识他的，就算走投无路，只要找上门来，他都能帮人一把，江湖朋友纷纷前来蹭饭，他被誉为当代宋江。
    就这样，汪文言的名头越来越响，关系越来越野，越来越能办事，连知县搞不定的事情，都要找他帮忙。家里跟宋江一样，经常宾客盈门，什么人都有，既有晁盖之类的江洋大盗，又有李逵之流的亡命之徒，上门的礼仪也差不多，总是“叩头就拜”，酒足饭饱拿钱之后，就甘心做小弟，四处传扬汪先生的优秀品格。
    在无数志愿宣传员的帮助下，汪先生逐渐威名远播，终于打出县城，走向全省，波及全国。
    但无论如何，他依然只是一个县衙的小人物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的名声传到了一个人的耳中。
    这个人叫于玉立，时任刑部员外郎
    。
    这位于员外郎官职不算太高，但想法不低，经常四处串门拉关系。他听说汪文言的名声后，便主动找上门去，特聘汪先生到京城，发挥特长，为他打探消息。
    汪先生岂是县中物，毫不犹豫就答应了，准备到京城大展拳脚。
    可几个月下来，汪文言发现，自己在县里那套，在京城根本混不开。
    因为汪先生一无学历，二无来历，档次太低，压根儿就没人答理他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出钱，去捐了个监生，不知是找了谁的门路，还混进了太学。
    这可就真了不得了，汪先生当即拿出当年跑江湖的手段，上下打点，左右逢源。短短几月，上至六部官员，下到穷学生，他都混熟了，没混熟的，也混个脸熟。
    一时之间，汪文言从县里的风云人物，变成了京城的风云人物。
    但这位风云人物，依然还是个小人物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员外是个什么玩意儿
    在很多古装戏中，经常可以听到员外这个称呼，比如《水浒传》中的卢俊义、《梁祝》中祝英台之父等。在古代，官的编制定额称为“员”，魏晋时期，开始在正员以外增加名额，称为“员外”，如员外散骑常侍、员外散骑侍郎等，均为显职。到了隋朝，隋文帝在尚书省下各司置员外郎一人，作为各司的副职。唐代以后，六部中均沿用此职。此外，对一些卸官赋闲的人，也常称做员外。不过很多时候，一些正员以外的官职，肯花钱就能买到，只是多为虚衔。很多科举无望的有钱人趋之若鹜，一掷千金，只求过把官瘾。这也就导致在很多人的印象中，员外就等同于地主老财了。
    因为真正掌控这个国家权力中枢的重要人物，是不会答理他的，无论是东林党的君子，还是三党的小人，都看不上这位江湖人士。
    但他终究找到了一位可靠的朋友，并在他的帮助下，成功进入了这片禁区。
    这位不计较出身的朋友，名叫王安。
    要论出身，在朝廷里比汪文言还低的，估计也只有太监了，所以这两人交流起来，没什么心理障碍。
    当时的王安，并非什么了不得的人物。虽说是太子朱常洛的贴身太监，可这位太子也不吃香，要什么没什么，老爹万历又不待见，所以王安同志混得相当不行，没人去答理他。
    但汪文言恰恰相反，鞍前马后帮他办事，要钱给钱，要东西给东西，除了女人，什么都给了。
    王安很喜欢汪文言。
    当然，汪文言先生不是人道主义者，也不是慈善家，他之所以结交王安，只是想赌一把。
    一年后，他赌赢了。
    在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的那个夜晚，当杨涟秘密地找到王安，通报老头子即将走人的消息时，还有第三个人在场——汪文言。
    杨涟说，皇上已经不行了，太子应立即入宫即位，以防有变。
    王安说，目前情形不明，没有皇上的谕令，如果擅自入宫，凶多吉少。
    杨涟说，皇上已经昏迷，不会再有谕令，时间紧急，绝不能再等！
    王安说，事关重大，再等等。
    僵持不下时，汪文言用自己几十年宦海沉浮的经验，作出了一个判断。
    他对王安说：杨御史是对的，不能再等待，必须立即入宫。
    长期以来，王安对汪文言都极为信任，于是他同意了，并带领朱常洛，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进入了皇宫，成功即位。
    这件事不但加深了王安对汪文言的信任，还让东林党人第一次认清了这个编外公务员、江湖混混的实力。
    继杨涟之后，东林党的几位领导，大学士刘一璟、韩爌，尚书周嘉谟，御史左光斗等人，都和汪文言拉上了关系。
    就这样，汪文言加深了与东林党的联系，并最终成为东林党的一员——瞎子都看得出，新皇帝要即位了，东林党要发达了。
    但当他真正踏入政治中枢的时候，才发现，局势远不像他想象的那么乐观。
    当时明光宗已经去世，虽说新皇帝也是东林党捧上去的，但三党势力依然很大，以首辅方从哲为首的浙党，以山东人给事中亓诗教为首的齐党，和以湖广人官应震、吴亮嗣为首的楚党，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。
    三党的核心是浙党，此党的创始人是前任首辅沈一贯，一贯善于拉帮结派。后来的接班人、现任首辅方从哲充分发扬了这一精神，几十年下来，朝廷内外，浙党遍布。
    齐党和楚党也不简单，这两个党派的创始人和成员基本上都是言官，不是给事中，就是御史，看上去级别不高，能量却不小，类似于今天的媒体舆论，动不动就上疏弹劾，兴风作浪。
    三党分工配合，通力协作，极不好惹，东林党虽有皇帝在手，明里暗里斗过几次，也没能搞定。
    关键时刻，汪文言出场了。
    在仔细分析了敌我形势后，汪文言判定，以目前东林党的实力，就算和对方死拼，也只能死，没得拼。
    而最关键的问题在于，东林党的这帮大爷都是进士出身，个个都牛得不行，进了朝廷就人五人六，谁都瞧不上谁，看你不顺眼也不讲客套，恨不得操起板砖上去就拍。
    汪文言认为，这是不对的，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，必须转变观念。
    由于汪先生之前在基层工作，从端茶倒水提包拍马开始，一直相当低调，相当能忍，所以在他看来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敌人，也没有永远的朋友，只要会来事，朋友和敌人是可以相互转化的。
    秉持着这一理念，他拟订了一个计划，并开始寻找一个恰当的人选。
    很快，他就找到了这个人——梅之焕。
    梅之焕，字彬父，万历三十二年进士，选为庶吉士，后任吏科给事中。
    此人出身名门，文武双全。十几岁的时候，有一次朝廷阅兵，他骑了匹马，没打招呼，稀里糊涂就跑了进去，又稀里糊涂地要走。
    阅兵的人不干，告诉他，你要不露一手，今天就别想走。
    梅之焕二话不说，拿起弓就射，九发九中。射完啥也不说，摆了个特别酷的动作，就走人了（长揖上马而去）。
    除上述优点外，这人还特有正义感。东厂坑人，他就骂东厂，沈一贯结党，他就骂沈一贯，是个相当强硬的人。
    但汪文言之所以找到这位仁兄，不是因为他会射箭、很正直，而是因为他的籍贯。
    梅之焕，是湖广人，具体地说，是湖北麻城人。
    明代官场里，最重要的两大关系，就是师生、老乡。一个地方出来的，都到京城来混饭吃，老乡关系一攀，就是兄弟了。所以自打进入朝廷，梅之焕认识的，大都是楚党成员。
    可这人偏偏是个东林党。
    有着坚定的东林党背景，又与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很好，这正是那个计划所需要的人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鲁班门前弄大斧
    安徽的采石矶在长江北岸，上面有李白的衣冠冢。相传李白曾在那里饮酒赋诗，酒醉后便跳到水中捉月而溺亡。这是个很荒诞但却十分浪漫的传说，因此惹得历代文人争相前来凭吊。等到明代梅之焕再去时，却发现李白墓前凡是可以写字的地方，都已经密密麻麻地刻满了诗句，很多句子，文辞粗俗，语句不通。一想到这些附庸风雅的人居然敢在诗仙面前胡诌乱题，梅之焕感觉十分滑稽，便也做了一首诗讽刺道：“采石江边一堆土，李白之名高千古；来来往往一首诗，鲁班门前弄大斧。”
    东林党一统朝廷演进图
    汪文言认为，遇到敌人，直接硬干是不对的，在操起板砖之前，应该先让他自己绊一跤。
    三党是不好下手的，只要找到一个突破口，把三党变成两党，就好下手了。
    在仔细衡量利弊后，他选择了楚党。
    因为在不久之前，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。
    虽然张居正大人已经死去多年，却依然被人怀念，于是朝中有人提议，要把这位大人从坟里掘出来，修理一顿。
    这个建议的提出，充分说明朝廷里有一大帮吃饱了没事干，且心理极其阴暗变态的王八蛋。按说是没什么人理的，可不巧的是，提议的人，是浙党的成员。
    这下就热闹了，许多东林党人闻讯后，纷纷赶来加入骂仗，痛斥三党，支持张居正。
    说句实话，当年反对张居正的时候，东林党也没少掺和，现在之所以跑来伸张正义，无非是为了反对而反对。提议是什么并不重要，只要是三党提出的，就是错的，对人不对事，不必当真。
    梅之焕也进来插了句话，且相当不客气：
    “如果江陵（指张居正）还在，你们这些无耻小人还敢这样吗？”
    话音刚落，就有人接连上疏，表示同意，但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的是，支持他的人，并不是东林党人，而是官应震。
    官应震，是楚党的首领。他之所以支持梅之焕，除了两人是老乡，关系不错外，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：死去的张居正先生是湖广人。
    这件事情让汪文言认识到，所谓三党，并不是铁板一块，只要动动手脚，就能将其彻底摧毁。
    所以，他找到了梅之焕，拉拢了官应震，开始搞小动作。
    至于他搞了什么小动作，我确实很想讲讲，可惜史书没写，我也不知道，只好省略，反正结论是三党被搞垮了。
    此后的事情，我此前已经讲过了，方从哲被迫退休，东林党人全面掌权，杨涟升任左副都御史，赵南星任吏部尚书，高攀龙任光禄丞，邹元标任左都御史等。
    之所以让你再看一遍，是要告诉你，在这几个成功男人的背后，是一个沉默的男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