犹豫的人
    这五位平民英雄的壮举直接导致了两个后果。一是魏忠贤害怕了，他以及他的阉党，受到了极大的震动，用历史书上的话说，是为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群众基础。
    相比而言，第二个结果有点歪打正着。“七君子”里最后的幸存者黄尊素，逃过了一劫。
    东林党两大智囊之一的黄尊素之所以能幸免，倒不是他足智多谋，把事情都搞定了，也不是魏忠贤怕事，不敢抓他，只是因为连颜佩韦等人都不知道，那天被他们打的人里，有几位兄弟是无辜的。
    其实民变发生当天，抓周顺昌的特务和群众对峙时，有一批人恰好正经过苏州，这批人恰好也是特务——抓黄尊素的特务。
    黄尊素是浙江余姚人，要去余姚，自然要经过苏州，于是就赶上了。
    这帮人实在有点冤枉，既没捞钱，也没勒索，无非是过个路，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，过于能打，见到东厂装束的人就干，就把他们顺便也干了。
    要说还得是特务，那反应真是快，看见一群人朝自己冲过来，虽说不知怎么回事，还是立马就闪人了，被逼急了就往河里跳，总算是逃过了一劫。
    可从河里出来后一摸，坏了，驾帖丢了。
    所谓驾帖，相当于身份证加逮捕证，照眼下这情景，要是没有驾帖就跑去，能活着回来是不太正常的。想来想去，索性就不去了。
    于是黄尊素纳闷了，他早就得到消息，在家等人来抓，结果等了十几天，人影都没有。
    但黄尊素是个聪明人，聪明人明白一个道理——覆巢之下，焉有完卵。
    躲是躲不过去的，大家都死了，一个人怎能独活呢？
    于是他自己穿上了囚服，到衙门去报到，几个月后，他被许显纯拷打至死。
    黄尊素走前，叫来了自己的家人，向他们告别。
    大家都很悲痛，只有一个人例外。
    他的儿子黄宗羲镇定地说道：
    “父亲若一去不归，儿子来日自当报仇！”
    一年之后，他用比较残忍的方式，实现了自己的诺言。
    黄尊素死了，东林党覆灭，“六君子”“七君子”全部殉难，无一幸免，天下再无人与魏忠贤争锋。
    纵观东林党的失败过程，其斗争策略，就是毫无策略，除了愤怒，还是愤怒。输得那真叫彻底，局势基本是一边倒，朝廷是魏公公的，皇帝听魏公公的，似乎毫无胜利的机会。
    事实上，机会还是有的，一个。
    在东林党里，有一个特殊的人，此人既有皇帝的信任，又有足以扳倒魏忠贤的实力——孙承宗。
    在得知杨涟被抓后，孙承宗非常愤怒，当即决定弹劾魏忠贤。
    但他想了一下，便改变了主意。
    孙承宗很狡猾，他明白上疏是毫无作用的，他不会再犯杨涟的错误，决定使用另一个方法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我先走一步！
    黄尊素入狱后，受尽酷刑，自知必死。周宗建惨死后，因周起元尚在押解途中，狱中只有他跟李应升二人。囚室仅有一墙之隔，他见李应升受刑很重，便把家里倾家荡产凑的银子全部转到了李应升名下，希望能减轻一下老友的痛苦。最后的时刻终于来临了，黄尊素先是叩首遥谢皇帝和父亲，接着又写下了绝命诗，然后他敲了敲墙壁与李应升诀别：“仲达（李应升的字），我先走了！”李应升大声应道：“足下先行，我随脚就到！”黄尊素遇害的第二天，李应升即在狱中遇害，年仅三十四岁。
    天启四年十一月，孙承宗开始向京城进发，他此行的目的，是去找皇帝上访告状。
    对一般人而言，这是不可能的，因为朱木匠天天干木匠活，不大见人，还有魏管家帮他闭门谢客，想见他老人家一面，实在难如登天。
    但孙承宗不存在这个问题。打朱木匠小时候孙承宗就教他读书，虽说没啥效果，但两人感情很好，魏公公几次想挑事，想干掉孙承宗，朱木匠都笑而不答，从不理会，因为他很清楚魏公公的目的。
    他并不傻，像这种借刀杀人的小把戏，他是不会上当的。
    于是魏忠贤惊慌了，他很清楚，孙承宗极不简单，不但狡猾大大的，和皇帝关系铁，还手握兵权，如果让这个人进京打小报告，那就真没戏了。就算没告倒，只要带兵进京来个武斗，凭自己手下这帮废物，也是没啥指望的。
    魏忠贤正心慌，魏广微又来凑热闹了，这位仁兄不知从哪儿得到的小道消息，说孙承宗带了几万人，打算进京修理魏公公。
    为说明事态的严重性，他还打了个生动的比方：一旦让孙大人进了京，魏公公立马就成粉了（公立齑粉矣）。
    魏公公疯了，二话不说，马上跑到皇帝那里，苦苦哀求，不要让孙承宗进京。当然他的理由很正当：孙承宗带兵进京是要干掉皇帝，身为忠臣，必须阻止此种不道德的行为。
    但出乎他意料的是，皇帝大人毫不慌张，还安慰魏公公说，孙老师靠得住，就算带兵，也不会拿自己开刀的。
    这个判断充分说明，皇帝大人非但不傻，还相当之幽默，魏公公被涮得一点脾气都没有。
    话说完，皇帝还要干木匠活，就让魏公公走人，可是魏公公不走。
    他知道，今天要不讨个说法，等孙老师进京，没准儿自己就真成粉末了。所以他开始哭，还哭出了花样——“绕床痛哭”。
    也就是说，魏公公赖在皇帝的床边，不停地哭。皇帝在床头，他就哭到床头，皇帝到床尾，他就哭到床尾，孜孜不倦，锲而不舍。
    皇帝也是人，也要睡觉，被人哭来哭去，真没法了，只好发话：
    “那就让他回去吧。”
    有了这句话，魏忠贤胆壮了，他随即命人去关外传令，让孙承宗回去。
    然而不久之后，有人告诉了他一个消息，于是他又下达了第二道命令：
    “孙承宗若入九门，即刻逮捕！”
    那个消息的内容是，孙承宗没有带兵。
    孙承宗确实没有带兵，他只想上访，不想造反。
    所以魏忠贤改变了主意，他希望孙承宗违抗命令，大胆反抗来到京城，并最终落入他的圈套。
    事实上，这是很有可能的。鉴于全人类都知道，魏公公一向惯于假传圣旨，所以愤怒的孙承宗必定会拒绝这个无理的命令，进入九门，光荣被捕。
    然而，他整整等了一夜，也没有看到这一幕。
    孙承宗十分愤怒，他急匆匆地赶到了通州，却接到让他返回的命令。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，可是他没有丝毫犹豫——返回了。
    孙承宗实在聪明绝顶，虽然他知道魏忠贤有假传圣旨的习惯，但这道让他返回的谕令，却不可能是假的。
    因为魏忠贤知道他和皇帝的关系，他见皇帝，就跟到邻居家串门一样，说来就来了，胡说八道是没用的。
    然而，现在他收到了谕令，这就代表着皇帝听从了魏忠贤的忽悠，如果继续前进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所以跑路是最好的选择。
    摆在他面前的，有两个选择：一、回去睡觉，老老实实待着；二、索性带兵进京，干他娘的一票，解决问题。
    孙承宗是一个几乎毫无缺陷的人。政治上很会来事，谁也动不了，军事上稳扎稳打，眼光独到，且一贯小心谨慎，老谋深算。所以多年来，他都是魏忠贤和努尔哈赤最为害怕的敌人。
    但在这一刻，他暴露出了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弱点——犹豫。
    孙承宗是典型的谋略型统帅，他的处事习惯是如无把握，决不应战，所以他到辽东几年，收复无数失地，却很少打仗。
    而眼前的这一仗，他没有必胜的把握，所以他放弃。
    无论这个决定正确与否，东林党已再无希望。
    三十年前，面对黑暗污浊的现实，意志坚定的吏部员外郎顾宪成相信，对的终究是对的，错的终究是错的。于是他决心建立一个合理的秩序，维护世上的公义，使那些身居高位者，不能随意践踏他人，让那些平凡的人，有生存的权利。
    为了这个理想，他励精图治，忍辱负重，从那个小小的书院开始，经历几十年起起落落，坚持道统，至死不渝。在他的身后，有无数的追随者杀身成仁。
    然而杀身固然成仁，却不能成事。
    以天下为己任的东林党，终究再无回天之力。
    其实我并不喜欢东林党，因为这些人都是书呆子，自命清高，还高谈阔论，缺乏实干能力。
    小时候，历史老师讲到东林党时，曾说道：东林党人并不是进步的象征，因为他们都是封建士大夫。
    我曾问：何谓封建士大夫？
    老师答：封建士大夫，就是封建社会里，局限、落后、腐朽的势力，而他们的精神，绝不代表历史的发展方向。
    多年以后，我亲手翻开历史，看到了另一个真相。
    所谓封建士大夫，如王安石，如张居正，如杨涟，如林则徐。
    所谓封建士大夫精神，就是没落、守旧、不懂变通、不识时务、给脸不要脸，瞧不起劳动人民，自命清高，即使一穷二白，被误解、污蔑，依然坚持原则，坚持信念，坚持以天下为己任。
    他们坚信自己的一生与众不同，高高在上，无论对方反不反感。
    坚信自己生来就有责任和义务，去关怀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，无论对方接不接受。
    坚信国家危亡之际，必须挺身而出，去捍卫那些自己不认识，或许永远也不会东林党的兴衰之路认识的普通百姓，并为之奋斗一生，无论对方是否知道、是否理解。
    坚信无论经过多少黑暗与苦难，那传说了无数次，忽悠了无数回，却始终未见的太平盛世，终会到来。
    遗弃
    孙承宗失望而归，他没有能够拯救东林党，只能拯救辽东。
    魏忠贤曾经想把孙老师一同干掉，可他反复游说，皇帝就是不松口，还曾经表示，如果孙老师出了事，就唯你是问。
    魏公公只好放弃了。但让孙老师待在辽东，手里握着十几万人，实在有点睡不安稳，就开始拿辽东战局说事，还找了几十个言官，日夜不停告黑状。
    孙承宗撑不下去了。
    天启五年十月，他提出了辞呈。
    可是他提了n次，一次也没得到批准。
    倒不是魏忠贤不想他走，是他实在走不了，因为没人愿意接班。
    按魏忠贤的意思，接替辽东经略的人，应该是高第。
    高第，万历十七年进士，是个相当厉害的人。
    明代的官员，如果没有经济问题，进士出身，十几年下来，至少也能混个四品。而高先生的厉害之处在于，他混了整整三十三年，熬死两个皇帝，连作风问题都没有，到天启三年，也才当了个兵部侍郎，非常人所能及。
    更厉害的是，高先生只当了一年副部长，第二年就退休了。
    魏忠贤本不想用这人，但算来算去，在兵部混过的，阉党里也只有他了，于是二话不说，把他找来，说：我要提你的官，去当辽东经略。
    高先生一贯胆小，但这次也胆大了，当即回复：不干，死都不干。
    为说明他死都不干的决心，他当众给魏忠贤下跪，往死里磕头（叩头乞免）：我都这把老骨头了，就让我在家养老吧。
    魏忠贤觉得很空虚。
    费了那么多精神，给钱给官，就拉来这么个废物。所以他气愤了：必须去！
    混吃等死不可能了，高第擦干眼泪，打起精神，到辽东赴任了。
    参考消息
    柳河之败
    天启五年九月，辽东总兵马士龙接到刚从后金逃出来的秀才刘伯镪的举报，声称皇太极正驻扎在耀州，兵不满三百，只要大军渡过柳河，辽民就会立刻暴动响应，必可一举成功。马士龙贪功，不顾孙承宗“不得轻举妄动”的警示，命部下鲁之甲、李承先领兵火速渡河，金冠率大船随后支援。谁知鲁之甲等赶到河边后，却迟迟不见大船的影子，只得用小渔船以蜗牛般的速度渡河，一直闹腾了四个昼夜。这么大动静，自然惊动了后金军，于是趁夜发动突袭，明军几被全歼。消息传到北京，朝臣纷纷上疏痛斥马士龙，进而攻击孙承宗领导无方。孙承宗身心俱疲，遂递交了辞呈。
    在辽东，高第用实际行动证实，他虽胆小，但也很无耻。
    到地方后，高先生立即上了第一封奏疏：弹劾孙承宗，罪名，吃空额。
    经过孙承宗的整顿，当时辽东部队，已达十余万人，对此高第是有数的。但这位兄弟睁眼说瞎话，说他数下来，只有五万人，其余那几万人的工资，都是孙承宗领了。
    对此严重指控，孙承宗欣然表示，他没有任何异议。
    他同时提议，今后的军饷，就按五万人发放。
    这就意味着，每到发工资时，除五万人外，辽东的其余几万苦大兵就要拿着刀，奔高经略要钱。
    高第终于明白，为什么东林党都倒了，孙承宗还没倒，要论狡猾，自己才刚起步。
    但高先生的劣根性根深蒂固，整人不成，又开始整地方。
    他一直认为，把防线延伸到锦州、宁远，是不明智的行为，害得经略大人暴露在辽东如此危险的地方，有家都回不去，于心何忍？
    还不如放弃整个辽东，退守到山海关，就算失去纵深阵地，就算敌人攻破关卡，至少自己还是有时间跑路的。
    他不但这么想，也这么干。
    天启五年十一月，高第下令，撤退。
    撤退的地方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宁远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，总之关外的一切据点，全部撤走。
    撤退的包括：军队、平民、枪械、粮食，以及所有能搬走的物件。
    他想回家，且不想再来。
    但老百姓不想走，他们的家就在这里，他们已经失去很多，这是他们仅存的希望。
    但他们没有选择，因为高先生说了，必须要走，“家毁田弃，号哭震天”，也得走。
    高第逃走的时候，并没有追兵，但他逃走的动作实在太过逼真，跑得飞快。看到司令跑路，小兵自然也跑，孙承宗积累了几年的军事物资、军粮随即丢弃一空。
    数年辛苦努力，收复四百余里江山，十余万军队，几百个据点，就这样毁于一旦。
    希望已经断绝，东林党垮了，孙承宗走了，所谓关宁防线，已名存实亡，时局已无希望。很快，努尔哈赤的铁蹄，就会毫不费力地踩到这片土地上。
    没有人想抵抗，也没有人能抵抗，跑路，是唯一的选择。
    有一个人没有跑。
    他看着四散奔逃的人群，无法控制的混乱，说出了这样的话：
    “我是宁前道，必与宁前共存亡！我决不入关，就算只我一人，也要守在此处（独卧孤城），迎战敌人！”
    宁前道者，文官袁崇焕。
    袁崇焕
    若夫以一身之言动、进退、生死，关系国家之安危、民族之隆替者，于古未始有之。有之，则袁督师其人也。
    ——梁启超
    关于袁崇焕的籍贯，是有纠纷的。他的祖父是广东东莞人，后来去了广西藤县。这就有点麻烦了，名人就是资源，就要猛抢，东莞说他是东莞人，藤县说他是藤县人，争到今天都没消停。
    但无论是东莞，还是藤县，当年都不是啥好地方。
    明代的进士不少，但广东和广西的很少。据统计，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江西、福建、浙江人。特别是广西，明代二百多年，一个状元都没出过。
    袁崇焕就在广西读书，且自幼读书。因为他家是做生意的，那年头做生意的没地位，要想出人头地，只有读书。
    就智商而言，袁崇焕是不低的，他二十三岁参加广西省统一考试，中了举人。
    当时他很得意，写了好几首诗庆祝，以才子自居。
    一年后他才知道，自己还差得很远。
    袁崇焕去北京考进士了，不久之后，他就回来了。
    三年后，他又去了，不久之后，又回来了。
    三年后，他又去了，不久之后，又回来了。
    以上句式重复四遍，就是袁崇焕同学的考试成绩。
    从二十三岁，一直考到三十五岁，考了四次，四次落榜。
    万历四十七年，袁崇焕终于考上了进士，他的运气很好。
    他的运气确实很好，因为他的名次，是三甲第四十名。
    明代的进士录取名额，是一百多人，是按成绩高低录取的，排到三甲第四十名，说明他差点没考上。
    关于这一点，我曾去国子监的进士题名碑上看过，在袁崇焕的那科碑上，我找了很久，才在相当靠下的位置（按名次，由上往下排），找到他的名字。
    在当时，考成这样，前途就算是交待了，因为在他之前，但凡建功立业、匡扶社稷，如徐阶、张居正、孙承宗等人，不是一甲榜眼，就是探花，最次也是个二甲庶吉士。
    所谓出将入相，名留史册，对于位于三甲中下层的袁崇焕同志而言，是一个梦想。
    当然，如同许多成功人士（参见朱重八、张居正）一样，袁崇焕小的时候也有许多征兆，预示他将来必定有大出息。比如他放学回家，路过土地庙，当即精神抖擞，开始教育土地公：土地公，为何不去守辽东？！
    虽然我很少跟野史较真儿，但这个野史的胡说八道程度，是相当可以的。
    袁崇焕是万历十二年（1584）生人，据称此事发生于他少年时期，往海了算，二十八岁时说了这话，也才万历四十年（1612），努尔哈赤先生是万历四十六年才跟明朝干仗的，按此推算，袁崇焕不但深谋远虑，还可能会预知未来。
    话虽如此，但这种事总有人信，总有人讲，忽悠个上千年都不成问题。
    比如那位著名的预言家诺查丹玛斯，几百年前说20世纪末全体人类都要完蛋，传了几百年，相关书籍、预言一大堆，无数人信，搞得政府还公开辟谣。
    我曾研习欧洲史，对这位老骗子，倒还算比较了解。当年他曾给法兰西国王算命，说：国王您身体真是好，能活到九十岁。
    国王很高兴，后来挂了，时年二十四岁。
    但就当时而言，袁崇焕肯定是个人才（全国能考前一百名，自然是个人才），但相比而言，不算特别显眼的人才。
    接下来的事充分说明了这点。由于太不起眼，吏部分配工作的时候，竟然把这位仁兄给漏了，说是没有空闲职位，让他再等一年。
    于是袁崇焕在家待业一年，万历四十八年，他终于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个职务：福建邵武知县。
    邵武，今天还叫邵武，位于福建西北，在武夷山旁边，这就是说，是山区。
    在这个山区县城，袁崇焕干得很起劲儿，很积极。丰功伟绩倒说不上，但他曾经爬上房梁，帮老百姓救火，作为一个县太爷，无论如何，这都是不容易的。
    至于其他光辉业绩，就不得而知了，毕竟只是个县城，要干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好事，很难。
    天启二年，袁崇焕接到命令，三年任职期满，要去北京述职。
    改变命运的时刻到了。
    明代的官员考核制度，是十分严格的。京城的就不说了，京察六年一次，每次都掉层皮。即使是外面天高皇帝远的县太爷，无论是偏远山区，还是茫茫沙漠，只要你还活着，轮到你了，就得到本省布政使那里报到，然后由布政使组团，大家一起上路，去北京接受考核。
    考核结果分五档，好的晋升，一般的留任，差点的调走，没用的退休，乱来的滚蛋。
    袁崇焕的成绩大致是前两档，按常理，他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回福建，升一级，到地级市接着干慢慢熬。
    但袁崇焕的运气实在是好得没了边，他不但升了官，还是京官。
    因为一个人看中了他。
    这个人的名字叫侯恂，时任都察院御史，东林党人。
    侯恂是个不出名的人，级别也低，但很擅长看人，是骡子是马，都不用拉出来，看一眼就明白。
    当他第一次看到袁崇焕的时候，就认定此人非同寻常，必可大用。这一点，袁崇焕自己都未必知道。
    更重要的是，他的职务虽不高，却是御史，可以直接向皇帝上疏。所以他随即写了封奏疏，说我发现了个人才，叫袁崇焕，希望把他留用。
    当时正值东林党当政，皇帝大人还管管事，看到奏疏，顺手就给批了。
    几天后，袁崇焕接到通知说，他不用再回福建当知县了，从今天起，他的职务是，兵部职方司主事，六品。
    顺便说句，提拔了袁崇焕的这位不出名的侯恂，有个著名的儿子，叫做侯方域，如果不知道此人，可以去翻翻《桃花扇》。
    接下来的事情十分有名，各种史料上都有记载：兵部职方司主事袁崇焕突然失踪，大家都很着急，四处寻找，后来才知道，刚上任的袁主事去山海关考察了。
    这件事有部分是真的，袁崇焕确实去了山海关，但猫腻在于，袁大人失踪绝不是什么大事，也没那么多人找他。当时广宁刚刚失陷，皇帝拉着叶向高的衣服，急得直哭，乱得不行，袁主事无非是个处级干部，鬼才管他去哪儿。
    袁崇焕回来了，并用一句话概括了他之后十余年的命运：
    “予我兵马钱粮，我一人足守此！”
    在当时说这句话，胆必须很壮。因为当时大家认定，辽东必然丢掉，山海关迟早失守，而万恶的朝廷正四处寻找背黑锅的替死鬼往那里送，守辽东相当于判死刑，闯辽东相当于闯刑场。这时候放话，是典型的没事找死。
    事情确实如此，袁崇焕刚刚放话，就升官了，因为朝廷听说了袁崇焕的话，大为高兴，把他提为正五品山东按察司佥事、山海关监军，以表彰他勇于背黑锅的勇敢精神。
    大家听到这个消息，不管认识的，还是不认识的，都纷纷来为袁崇焕送行，有的还带上了自己的子女，以达到深刻的教育意义：看到了吧，这人就要上刑场了，看你还敢胡乱说话！
    在一片哀叹声中，袁崇焕高高兴兴地走了。几个月后，他遇到了上司王在晋，告了黑状，又几个月后，他见到了孙承宗。
    且慢，且慢，在见到这两个人之前，他还遇见了另一个人，而这次会面是绝不能忽略的。
    因为在会面中，袁崇焕确定了一个秘诀，四年后，努尔哈赤就败在了这个秘诀之上。
    离开京城之前，袁崇焕去拜见了熊廷弼。
    熊廷弼当时刚回来，还没进号子，袁崇焕上门的时候，他并未在意，在他看来，这位袁处长，不过是前往辽东挨踹的另一只菜鸟。
    所以他问：
    “你去辽东，有什么办法吗（操何策以往）？”
    袁崇焕思考片刻，回答：
    “主守，后战。”
    熊廷弼跳了起来，他兴奋异常，因为他知道，眼前的这个人已经找到了制胜的道路。
    所谓主守后战，就是先守再攻，说白了就是先让人打，再打人。
    这是句十分简单的话。
    真理往往都很简单。
    正如毛泽东同志那句著名的军事格言：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。很简单，很管用。
    长期以来，明朝的将领们绞尽脑汁，挖坑、造枪、练兵、修碉堡，只求能挡住后金军前进的步伐。
    其实要战胜天下无双的努尔哈赤和他那可怕的骑兵，只要这四个字。
    这四个字他们并非不知道，只是不想知道。
    作为大明天朝的将领，对付辽东地区的小小后金，即使丢了铁岭，丢了沈阳、辽阳，哪怕整个辽东都丢干净，也要打。
    所以就算萨尔浒死十万人，沈阳死六万人，也要攻。
    这不是智力问题，而是态度问题。
    后金军队不过是抢东西的强盗，努尔哈赤是强盗头，对付这类货色，怎么能当缩头乌龟呢？
    然而，袁崇焕明白，按努尔哈赤的实力和级别，就算是强盗，也是巨盗。
    他还明白，缩头的，并非一定是乌龟，毒蛇在攻击之前，也要收脖子。
    后金骑兵很强大，强大到明朝骑兵已经无法与之对阵，努尔哈赤很聪明，聪明到这个世上已无几人可与之抗衡。
    袁崇焕守宁远城之前遇见的关键人物
    抱持着此种理念，袁崇焕来到辽东，接受了孙承宗的教导。在那里，他掌握胜利的手段，寻找胜利的帮手，坚定胜利的信念。而与此同时，局势也在一步步好转，袁崇焕相信，在孙承宗的指挥下，他终将看到辽东的光复。
    然而，这一切注定都是幻想。
    天启五年十月，他所信赖和依靠的孙承宗走了。
    走时，袁崇焕前去送行，失声痛哭。然而孙承宗只能说：事已至此，我无能为力。
    然后，高第来了。很快，他就看见高大人丢弃了几年来他为之奋斗的一切，土地、防线、军队、平民，毫不吝惜，只为保住自己的性命。
    袁崇焕不撤退，虽然他只是个无名小卒，无足轻重，但他有报国的志向、制胜的方法，以及坚定的决心。
    在过去的几年里，我一直在这里，默默学习，默默进步，直到有一天，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。
    所以我不会撤退，即使你们全都逃走，我也决不撤退。
    “我一人足守此！
    “独卧孤城，以当虏耳！”
    现在，履行诺言的时候到了。
    但这个诺言是很难兑现的，因为两个月后，他获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。
    天启六年（1626）正月十四，努尔哈赤来了，带着全部家当来了。
    根据史料分析，当时后金的全部兵力，如果加上老头、小孩、残疾人，大致有十万，而真正的精锐部队，有六七万人。
    努尔哈赤的军队，人数共计六万人，号称二十万。
    按某些军事专家的说法，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骑兵部队。对于这个说法，我认为比较正确。
    理由十分简单：对他们而言，战争是一种乐趣。
    由于处于半开化状态，也不在乎什么诗书礼仪、传统道德、工作单位，打小就骑马，骁勇无畏，说打就打，决不含糊。更绝的是，家属也大力支持。
    据史料记载，后金骑兵出去拼命前，家里人从不痛哭流涕、悲哀送行，也不抱怨政府，老老少少都高兴得不行，跟过节似的，就一句话，多抢点儿东西回来！
    坦白地讲，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，啥产业结构都没有，又不大会种地，做生意也不在行，不抢怎么办？
    所以他们来了，带着抢掠的意图、锋锐的马刀和胜利的信心。
    努尔哈赤是很有把握的，此前，他已等待了四年，自孙承宗到任时起。
    一个卓越的战略家，从不会轻易冒险，努尔哈赤符合这个条件，他知道孙承宗的可怕，所以从不敢惹这人，但是现在孙承宗走了。
    当年秦桧把岳飞坑死了，多少还议了和，签了合同。现在魏忠贤把孙承宗整走，却是毫无附加值，还附送了许多礼物，礼单包括锦州、松山、杏山、右屯、塔山、大小凌河以及关外的所有据点。
    这一年，努尔哈赤六十七岁。就目前史料看，当时他没有老年痴呆的迹象，他还有梦想，梦想抢掠更多的人口、牲畜、土地，壮大自己的子民。
    站在他的立场上，这一切似乎都无可厚非。
    孙承宗走了，明军撤退了，眼前已是无人之地，很明显，他们已经失去了抵抗的勇气。
    进军吧，进军到前所未至的地方，取得前所未有的胜利，无人可挡！
    一切都很顺利，后金军毫不费力地占领了大大小小的据点，没有付出任何代价，直到正月二十三日那一天。
    天启六年正月二十三日，努尔哈赤抵达了宁远城郊，惊奇地发现，这座城市竟然有士兵驻守，于是他派出了使者。
    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，写出了如下的话：
    “我带二十万人前来攻城，必破此城！如果你们投降，我给你们官做。”
    在这封信中，他没有提及守将袁崇焕的姓名，要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人，要么是他知道，却觉得此人不值一提。
    总之，在他看来，袁崇焕还是方崇焕都不重要，这座城市很快就会投降，并成为努尔哈赤旅游团路经的又一个观光景点。
    三天之后，他会永远记住袁崇焕这个名字。
    他原以为要等一天，然而到了下午，城内的无名小卒袁崇焕就递来了回信：
    “这里原本就是你不要的地方，我既然收复，就应当死守，怎么能够投降呢？”
    然后是幽默感：
    “你说有二十万人，我知道是假的，只有十三万而已，不过我也不嫌少！”